第345章 活检报告与暴雨中的守望（2/2）

村口的大榕树下，坐着十几个村民。男人们抽着烟，女人们抱着孩子，看见车子停下来，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李朴下车，走向他们。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旧汗衫，光着脚，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他是村长。

“李先生。”他用斯瓦希里语说，语气不冷不热，“你回来了。”

李朴在他面前站定，也用斯瓦希里语说：

“回来了。对不起，让您和乡亲们等了三天。”

村长没说话。

李朴继续说：“水渠的事，我听说了。我们的错，我们负责。修渠要多少钱，我们出。耽误浇地，该赔多少，我们赔。”

村长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意外。

在坦桑，他见过太多出了事就跑的外国投资者。而这个中国人，不仅没跑，还从万里之外飞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村里认错。

“李先生，”村长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愿意等三天吗？”

李朴摇头。

村长指了指人群中一个矮胖的妇女——玛丽大婶。

“因为她说，这个中国人不一样。她说他六年前来的时候，只有一只破箱子，现在他养活了四百个坦桑家庭。她说，给他三天时间，他会回来。”

村长顿了顿。

“你回来了。”

李朴看着人群中的玛丽大婶。她站在那儿，脸上挂着平静的笑，仿佛这一切只是理所当然。

他转向村长，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您相信我。”

村长摆摆手：“别说这些了。先看看水渠吧。”

水渠堵得很严重。

暴雨把山坡上的泥土冲下来，在渠道最窄的一段堆成了一道两米多长的土坝。上游的水流不过去，漫过渠道，淹了旁边的一块玉米地。玉米秆泡在水里，已经开始发黄。

李朴站在渠边，看了很久。

村长站在他旁边，不说话。

“这块地是谁家的？”李朴问。

村长指了指人群里一个年轻女人。她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站在人群边缘，低着头。

李朴走过去，在她面前站定。

“对不起。”他用斯瓦希里语说，“我们的错，我们负责。您的玉米损失了多少，我们赔。”

年轻女人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说话。

玛丽大婶走过来，用土话和她说了一阵。她终于开口，声音很低：

“我不是想要钱……我就是……就是担心以后。你们走了，下次下雨，谁来管？”

李朴看着她，看着她怀里的孩子，看着那片被水泡坏的玉米地。

他忽然想起玛丽大婶那天说的话——“你是老板，也是我们的人。”

“我不走。”他说。

年轻女人抬起头。

李朴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

“我是中国人，但我的女儿是在这儿生的。她叫乌彭多。我走不了。”

人群安静了。

村长走过来，伸出手。

“李先生，水渠的事，咱们商量着办。修渠要多少钱，你先垫着，以后从收成里扣也行。”

李朴握住他的手。

“不用扣。这是我该出的。”

修渠用了四天。

王北舟带着十几个工人，和村民一起干。玛丽大婶负责送饭，一天三顿，顿顿是热腾腾的乌咖喱。姆博韦从工地调来一台小挖掘机，半天就挖通了淤塞最严重的那段。

第四天傍晚，水渠通了。

上游的水哗哗地流下来，顺着修好的渠道，流向下游的玉米地。那片被淹过的地，水退了，玉米虽然黄了一些，但大部分还活着。

年轻女人站在地头，看着水流进她的地，眼泪流了下来。

玛丽大婶走过去，搂住她的肩膀，用土话轻声说着什么。

王北舟站在李朴旁边，浑身是泥，脸上却带着笑。

“朴哥，通了。”

李朴点点头。

他看着那条重新流动的水渠，看着那些站在夕阳下的村民，看着远处正在修复的鱼塘工地，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六年前在非洲没有过，三天前在国内也没有过。

它叫什么，他说不上来。

但很重。

水渠修通的第二天，李朴接到了李桐的电话。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有点抖：

“活检结果出来了。”

李朴握着手机，站在板房门口，一动不动。

“怎么样？”

“良性。”李桐说，声音开始发颤，“结节是良性的。医生说定期复查就行，不用手术，不用化疗。”

李朴闭上眼睛。

三天来的所有压力——父亲的等待、工地的危机、村民的怒火、深夜的电话——此刻全都被这两个字冲散。

良性。

“朴哥？”李桐在电话里喊他，“你在听吗？”

“在听。”他睁开眼，声音有点哑，“在听。”

“爸让我告诉你，他没事，让你别担心，把那边的事处理好再回来。”李桐顿了顿，“他还说，等你回来，他请你喝酒。”

李朴笑了。

笑着笑着，眼眶红了。

王北舟站在不远处，看见他的表情，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

他猜到了。

那天晚上，李朴给产业园的所有工人放了一晚上假。

不是庆祝，是让大家休息。连续七天，从暴雨到修渠，从谈判到复工，每个人都累坏了。

他自己没有休息。

他坐在板房门口，看着远处印度洋的方向，给李桐打了很久的电话。

听她讲小鱼今天学会翻身了——虽然翻了两次都失败了，但姿势很标准。听她讲父亲今天精神很好，吃了一整碗羊肉泡馍，还嚷嚷着要去公园遛弯。听她讲母亲终于肯睡个整觉了，昨晚一觉睡到天亮，醒来第一句话是“我得去看看小鱼”。

他听着，笑着，眼眶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挂了电话，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满天的星星。

非洲的星星，和中国的星星是同一片天空。但看起来，却不一样。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

但今晚的星星，特别亮。

第二天一早，李朴去村里找村长。

不是谈赔偿——赔偿的事已经谈完了。是谈另一件事。

“我想给村里修条路。”他说。

村长愣了一下。

“什么路？”

“从村口到公路的那条土路。下雨就成泥，你们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我想把它修成石子路。”

村长看着他，眼神复杂。

“李先生，你知道修一条路要多少钱吗？”

李朴点头：“知道。”

“那你为什么修？”

李朴想了想，说：

“因为你们等了我三天。”

村长沉默了。

良久，他伸出手，用力握了握李朴的手。

“李先生，以后克瓦勒区的事，就是你的事。”

李朴摇头：“是我早就该做的事。”

一周后，李朴再次登上回国的飞机。

这一次，起飞时，他没有再看窗外。他闭着眼，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全是这些天的画面——父亲躺在病床上的笑，王北舟浑身是泥站在夕阳下的样子，玛丽大婶塞过来的草药，村长握他的手时眼里的光，还有那个抱着孩子站在地头的年轻女人，听到他说“我不走”时，眼眶里慢慢漾开的水汽。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洒进舷窗。

李桐发来一张照片。

小鱼趴在她的爬行垫上，这次终于成功翻了个身，正仰着脑袋，对着镜头傻笑。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只小小的黑木长颈鹿——王北舟刻的那只。

照片配的文字只有两个字：

“等你。”

李朴看着那张照片，嘴角慢慢扬起。

窗外，非洲大陆正在渐渐远去。

但他知道，他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