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0章 重工业时代（1/2）

1825年，七月，天气炎热，迎长风而溯江而上。

长江如一条银鳞巨蟒，在盛夏的烈日下蜿蜒东去。江面上，一艘五桅蒸轮船缓缓向着上游破浪而行，船身漆成深青色，船首立着一尊青铜铸就的妈祖像，双臂展开，直视前方，这是“长江号”，中华国最高统帅、总长牛野的巡视座舰。

甲板上，牛野负手而立，一袭简装深灰薄长袍，腰间却挂着一柄军刀。他面容刚毅，眼神深邃，眉宇间藏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思索。

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他是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的牛野，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送快递送到了这个时空。

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亲手推动这场工业化，在一个本应属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时空里，和广福源号上的一群船员建了一个名为“中华国”的现代国家。

如今，他正沿长江巡视新国十九省。

“长江号”自武昌启航，顺流而下，经汉口、九江、安庆、芜湖，直抵南京。这一路，牛野几乎没怎么进舱，日夜伫立甲板，目光如鹰，扫视两岸。

从长江口出发，溯流而上驶向武汉，沿途将经过一条璀璨的城市链。

首站是新的东海城，那座矗立在长江入海口的巨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是长江和东海航运的门户。

船行不久，便抵达南通，江面渐宽，北岸风起。

继续西进，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这里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千年漕运的脉搏仍在跳动。

他在扬州下船，，行走在人群中，走到江边想到了苏辙的《扬州五咏·平山堂》：“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对凭栏”，

他穿过常州与无锡，江南水乡的温润气息扑面而来，随后进入江苏省会南京，钟山龙蟠，江流激荡，古都气魄尽显。

海潮在这里下船，他要规划南京的工业体系架构，牛野独自继续向上游航行。

凭栏处，接天田野、新秧翻垄、疏麻大豆、荞麦晚菘，一路田园风光扑面而来。

停泊在江边，独看落日，系船乌江渡，古庙荒烟、野鼠含髭，项羽旧迹苍凉入眼。

进入安徽，芜湖港灯火通明，安庆城静卧江畔，见证着中游的沧桑变迁。

船行到江西，牛野终于理解了什么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李白的《望天门山》写舟过天门山（今安徽芜湖、马鞍山之间），江水被山势劈开，浪涌回旋，正是牛野从安徽进入江西段的画面，历史跨越千年，一如往昔。

进入江西，九江依山临湖，控扼鄱阳湖口，自古为兵家与商旅要地。再向西，进入湖北，黄石的烟囱与码头昭示着工业的力量。最后，江面豁然开朗，三镇鼎立的武汉出现在眼前，长江与汉江在此交汇，千湖之省的门户徐徐打开。

从海潮初涨的东海，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这条六千里的水道，串起了经济、文化与工业的命脉，也承载着千年中国的流动史诗。

他要看的，不仅仅是风景，还有工业的脉动。

江面上，来往船只川流不息。向上游去的，是满载钢铁、水泥、煤炭、硫酸、碱料的驳船；向下游去的，是成捆的棉布、成箱的火柴、肥皂、煤油灯、搪瓷碗、铁锅、纸张……这些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却是这个新生国家最宝贵的工业果实。

“长江是一条活着的工业动脉。”牛野在日记中写道，“它不再只是运输粮食与盐巴的古老水道，而是将重工业的‘血’输送到轻工业的“根系’，再将轻工业的‘果’反哺回城市与乡村。”

他提着笔，坐在起伏摇曳的船舱中，想起了自己那个时空的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民国交给新中国的究竟是怎样的残破无力！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还不够给北京铺一条像样的马路。

满清和民国都是搞笑的存在！是的，牛野研究过中国古代工业，他梳理过中国历朝历代的钢铁产量，1949年全国粗钢产量15.8万吨，放在北宋确实“不够看”。

北宋官方统计的年铁产量约12.5万吨，人均钢（含铁）1.2公斤，1949年中国人均钢（含铁）不足0.3公斤。

更关键的是，北宋的12.5万吨是官营铁造的数字，民间小炉户、商户的大炉灶、军器监的隐性产量并未计入；

牛野估计若把北宋的隐性产量估算进去，总量或许与1949年接近，但就官方账面而言，1949年的钢产量确实低于北宋的铁产量，算人均，民国就是个渣渣。

交给新中国的能造的东西，无非是锄头、镰刀、土布、火柴。连一颗标准螺丝钉都要进口，更别说汽车、飞机、坦克。

满清也就算了，民国自1912年1月1日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共存在37年10个月。

还是这些中国人，还是这片土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钢铁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到1959年，钢铁产量直接提高到1387万吨。

十年间粗钢产量从15.8万吨增至约1400万吨，增幅接近90倍，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牛野不明白，不明白民国都在做什么？他很好奇，民国的议会，议员和读书人是不是每天都在混日子？

看到长江上的航运，他终于理解，新中国为什么做出了一个让许多后世人不解的决定：“勒紧裤腰带，优先发展重工业”。

不是先投资建纺织厂、食品厂、日用品厂，这些来钱快，见效快，赚钱快的产业；而是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集中国力先建钢铁厂、化工厂、发电厂、机械厂。

为什么？

因为决策者们深知——“没有重工业，轻工业就是无根之萍，无根之木”。

轻工业看似贴近民生，能立刻让百姓穿上新衣、用上肥皂、点上电灯。可它们的每一件产品，背后都依赖重工业的支撑：

一块肥皂，需要烧碱和脂肪酸，而烧碱来自氯碱工业，氯碱工业需要电力和电解槽，电解槽要用钢材制造；

一匹棉布，需要纺纱机和织布机，而这些机器的每一个齿轮、每一条轴杆，都来自机床厂；

一辆自行车，看似简单，可它的车架要用无缝钢管，轴承要用高碳钢，链条要用精密锻造，而这些材料，全都依赖钢铁工业和冶金技术；

甚至一盏煤油灯，它的灯罩要用平板玻璃，而玻璃熔炉需要高温耐火材料和石油工业稳定的燃料供应。

没有重工业，你拿什么搞轻工业？轻工业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靠进口？那你一辈子都受制于人！

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的“骨架”与“心脏”。

它不似轻工业那般贴近日常，它不直接生产你穿的衣、吃的饭、用的手机，但它却是这一切得以存在的根基。

没有钢铁，造不出机床；没有机床，纺不出布、造不出汽车；没有电力与化工，连一盏电灯、一块肥皂都难以量产。轻工业是枝叶，繁花似锦，但若没有重工业这棵深扎地下的大树，风稍大些，便连根拔起。

重工业决定一个国家的独立能力。

当战争来临，敌人封锁港口，你能否自己炼钢、造枪、修坦克？当国际局势突变，芯片断供、能源禁运，你能否依靠自主的能源、材料与制造体系撑过寒冬？

历史上无数教训告诉我们，没有重工业的国家，连生存的资格都要仰人鼻息。

它更是技术创新的策源地。

从蒸汽机到发电机，从数控机床到火箭发动机，重大技术突破大多诞生于重工业领域。这些技术一旦成熟，便如春水漫溢，反哺轻工、医疗、交通、通信等各行各业，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更重要的是，重工业塑造国家意志。

它需要长期投入、系统规划、全民协作，不是短平快的生意，而是为子孙后代打地基的伟业。一个愿意勒紧裤腰带建高炉、铺铁路、搞科研的国家，必定有远见、有韧性、有担当。

所以，看一个国家强不强，不只看它有多少高楼、多繁华的都市，更要看它能不能自己造大飞机、建核电站、挖深矿、打深井。

重工业兴，则国本稳；

重工业强，则民族立。

牛野记得，高中上课时老师说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曾问中国工程师：“你们想建纺织厂？很好。但你们有钢吗？有电吗？有化工原料吗？有维修机器的备件吗？”

一句话，问得人哑口无言。

于是，国家咬牙选择了“重工业优先”。

1953年，“一五计划”启动，156项重点工程铺开，全部集中在钢铁、机械、能源、化工、军工等重工业领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口粮支援建设。工人三班倒，工程师睡在工地，大量华人科学家从海外归来，只为把高炉点起来。

到1957年，“一五”结束时，中国钢产量从15.8万吨跃升至535万吨，发电量翻倍，机床年产量增长10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拥有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从此，中国第一代工业人才真正站起来。

后来的改革开放，没有这些工业人才，就算开放也做不成，牛野就问菲律宾就是美国殖民地，开放吗？他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非洲全是欧美殖民地，开放吗？那里全是欧美的企业，他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中东富得流油，他们为什么做不起来？

因为，要吃苦，要流血，要把一切都投进去，主席和总理也要穿带补丁的衣服，这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做的到？

穿越到1825年，牛野面临的，是比1949年更艰难的局面。

没有现代工人，没有技术人才，没有工业基础，甚至连“工厂”这个概念都极为陌生。民间还停留在“匠铺”“作坊”“商号”的阶段，动力靠人力、畜力、水力，生产靠经验与口传。

但他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广福源号的那群水手，都是海佬。一群在大海上开过炮，扬过风帆的一群亡命徒！

这个时代的海佬相信什么？他们只相信坚船利炮！

要船，要炮，那必须搞重工业，没得选！

早在东海城成为首都之前，早在坤甸港作为旧首都时，陈阿生做总长时便颁布《新启元年工业宪令》，明确提出：“以重工业为基，以科技为翼，以民本为本，十年建基，三十年大成。”

他们亲自规划了“三大支柱工程”：

1. “铁矿港钢铁联合体：依托澳洲铁矿和煤矿，依靠他们缴获的各国海船，拼命搞高炉技术，自建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全流程，从最开始的小钢铁厂，到去年年产钢一千万吨；

2. 坤甸化工实验所：聚焦“三酸两碱”（硫酸、盐酸、硝酸、烧碱、纯碱），为纺织、军工、医药提供基础原料；

3. 广州动力机械局：制造蒸汽机，研发国产锅炉、汽轮、传动系统，为工厂与船舶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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