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劫记（2/2）

我想：我是来报案，他却在拉生意了。原来那时租界里，凡是有高等职业的人（他们称之为“体面商人”），都可备有手枪，以为防盗之用，或是向外国军火商购取，或是向租界工部局申领，可都要领有执照，印有号码，以备可以随时稽查。除了那手枪的价值之外，也还有一些费用。但是我当时便谢绝了他，我说：“谢谢你，我不要手枪。”

我的所以不要手枪，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说那班路劫人用的是假手枪，我不敢相信，保不定也是真手枪。而我又是近视眼，手腕又不及他灵活，我刚掏出手枪而他却先放了，这可怎么办？第二，我家里小孩子多，这手枪藏在什么地方呢？抽屉里既不方便，衣袋里又不妥，儿童好奇心重，取出来玩弄玩弄，那就要闯大祸了。第三，那就是我的过于天真的脾气了，为人道主义着想，他不过剥我一件大衣，我的损失还有限，而他也罪不至死。我何必要用手枪杀他呢。因此三者，我决不要。陆连奎道：“好！那么我给你查就是了，上一次是他们当去的，大概几家典当里一查，也就查出来了。”

果然不到一星期，汇司捕房来关照，说是大衣已是查出来了，在某一当铺里。上海的巡捕房与各当铺都有联系的，如何提取赃物，具有章程，认明了是失物，用不着当票，当票早被盗窃者毁弃了。还说是当了五十元，照当本赎取，不要利息。这件大衣，可笑是涨价了。好，五十元就五十元吧！天又冷，我与这件皮大衣已发生了深切恋爱的感情了。

据友人说：唐家弄的周围，有好几家赌窟，这些赌窟，都不是像法租界三大亨所组织的大赌场，只是那班游手好闲之辈，上海所谓“白相人”以及流氓、光棍等的巢窟。他们赢了钱，呼朋唤友，喝酒搞女人，胡闹一阵；输了钱，便当夜出去“做世界”“剥猪猡”，作为明日的赌本。有了赌窟，便有许多赌徒，赌徒多了，他们也便有组织，他们有他们的茶会，外行人不知道，警察们是总有些知道的。我又要谈到在中国未有司法独立，未有警察局以前，这些盗贼案子，都归县衙门处理，而县衙门里执行捕盗贼的，名之曰“捕快”，所以有一句通行的俗语，叫作“捕快贼出身。”以此推断，巡捕房里的人，和他们有些联络，也不足为怪的。据说，有些人如果知道他们茶会，熟识他们的门径，原物便可以取还，不过也花一点钱。现在巡捕房说，在某当铺，要五十元方可赎出，我也不去问他在哪一当铺，付出大衍之数，物归原主了。

我为了陆连奎问我，何以必走唐家弄，可知他也是知道唐家弄是个不安靖的地方，被剥的猪猡，不止我一人。我想：就不走唐家弄吧，宁可兜一个圈子，不走北浙江路，便走北河南路，加一点钱给人力车夫，不成问题。谁知还不到一个月，又遇到贼人了，在北河南路的小菜场旁边，又窜出了两人，拦住去路，用他的不知是真是假的手枪，在车夫背上敲了一下，车夫只得把车子停下来。可是这一回他们凶狠了，不但剥去我的大衣，连我袍子里的一只金表也摸了去。他们是还想剥我袍子的，幸而救星来了，远远的灯光一闪，有一辆汽车飞驰而来，他们便急急忙忙披上我的大衣逃了。

从此以后，我这件皮大衣，便“黄鹤一去不复返”了。我虽也报告捕房，捕房也不会为我查得原物，其时好像是在齐卢战争时代，租界里也防务吃紧，他们不注意于此小事了。吾妻还为我解嘲道：“这件大衣，即使能完璧归赵，也不要再穿它了。”我问：“为什么呢？”她说：“这件大衣被劫取后，即披上贼身，已三次了，多少有点贼气了。”我大笑。原来这件大衣，原是我太太给我设法购得的。我本来有件驼绒里的大衣，已敝旧不堪，太太怜我深夜冲寒归，欲为我制一袭皮大衣。因为当时流行这种狐皮大衣，我们许多亲朋，都有此一袭。但一袭狐皮大衣，价可二百元，我嫌其太贵。太太说：“我有办法。”因为我家亲戚在上海开典当的两家，每年有两次，将绝当的贵重衣服，划交大衣庄，名曰“划包”，在划包的时候，典当的主人或亲友，可以照划价提取，她就预托其主者，代为留意。至时，我便在十余件皮大衣中，选取了一件，最为配身。虽是半新旧的，而狐貉深厚，识者谓是猞猁孙，獭皮领亦佳，为值仅百元，虽在严寒风雪中，御之温暖如春也。

此金表我亦爱之，用之十年，从未修理，不爽时刻。为爱而近厂所制，表壳里面有西文牌号，我以其与我所居住之爱而近路名词相同，颇以为巧。有一天，狄平子到我家来访问，适我不在家，他在我书桌上，写了一句道：“爱而路近天涯远。”（此“而”字可作“尔”解。）我自失表后，便续了一句道：“一日思君十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