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校教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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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女学这一个学校的学生，却是复杂得多了。我这一课堂中，约计有三十多人，年龄小的不过十三四岁，年龄大的已有三十余岁，已是太太型的人了。就像黄任之的太太王纠思，也在我的课堂里，同学们都呼她为黄师母，因为这时候，任之也在城东女学授课呢。还有他的两位令妹黄冰佩、黄慧兼，也在一课堂。年龄最轻的就像袁观澜的女公子袁世庄，不过十三四岁，程度自然参差不齐。但在这个时候，实在出于无法，只要有志向学的，便是来者不拒，所以这个班次，只好勉强合并了。

我初在这些女学堂教书时，的确有些儿面嫩，她们似乎比你老练得多，不过她们也并不使我受窘，就是喜欢多说话，常常说到功课以外去。有时，她们说：“今天先生不必讲古文，请说一段故事给我们听。”她们以为我常写小说，必定有一肚皮的故事，藏在心中。我只好说：“故事今天不曾预备，下一课期讲故事。但是我口讲故事，请你们把我所讲的故事，用笔记起来，那也是习练作叙事文的法子呢”。她们听了，觉得不大写意，后来就不请我讲故事了。其实记出来不是很好吗？而她们视为强人所难。

我从青州府回到上海来，衣服很不入时，上课时，用粉笔写黑板，有一位女学生最喜欢多说多话的，便道：“喂！先生！你的袖子管太长了。”我只好说：“是的！我的衣服不入时了。”我以为她没有什么说了，但是又继续说道：“先生！你的指甲也太长，要剪去它，写粉笔不大便当。”那时我真有些窘了，幸而和她同座的一位同学，怒之以目，别的同学则俯首掩口而笑。后来我告诉了杨白民，他说：这人素来如此，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十三点”脾气。

后来我想：她所劝告我的并不错，我的袖子管的确太长，我的指甲确是好久未剪。大概别的学生，也在这样批评我，而她却忍不住，心直口快地便嚷出来了。下一次上课，我把指甲都剪光，衣服也换了件袖子短的。上了课堂以后，我就伸出手来给她们看，我说：“我是从善如流，听你们的劝告，把指甲都剪平了。”那位女学生，反而面涨通红，俯首无言。

两三个月以来，我便老练得多了，我对于上课并不怕，但是对于这个改课卷，实在有些怕。试想：女子蚕业近二十人，城东女学有三十余人，每星期就有五十余本作文要改，而且不能积压，一积压就要拖下去。我那时把课卷带回家中，预备开夜车，可是一吃夜饭，睡魔便降临了。

而且那时候，《时报》已登了我的连载小说，明天的稿子，也要预备。把课卷带到报馆去吧？发稿已毕，可有余闲，但报馆里朋友多，谈谈说说，庄谐杂作，谈笑风生，早已把学生的课卷，置之脑后了。

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将学生的作文课本，安放在学校的教员休息室内，上课以前或以后，倘有余闲，即行改卷。再在学生作文的钟点内，她们在作文，我在课堂里监视的时候，便是改课本，这样觉得好一些，不致积压起来吧？

然而我的朋友中，有几位，一天要上好几个学堂的课，都是按着钟点，方始赶到（那时上海各教员，也是按着钟点计值，一天要跑几个学校）。他们的口号，叫作“下车上课，下课上车。”那个情况，就像后来上海的说书先生，按着钟点赶电台一样了。

在我们从爱文义路迁居到西门敦润里以后，上海民立女中学校的校长苏本嵒女士，又光临寒舍来了，她又要请我到她那个学校里去教书。苏家开了两个中学校，一个民立中学校，属于男学生的；一个民立女中学校，属于女学生的。民立中学校是苏颖杰主持，民立女中学是苏本嵒主持，他们原是兄妹，为上海望族（苏女士已嫁，其夫为王孟缘）。这个民立女中学，也开在西门，西门可称是女学校的大本营，最大的务本女塾。也是开设在西门，是人材最多的。

我这时女子蚕业学校已不再去教书了，城东女学校却还是去的。苏本嵒女士到我家里，和我妻说：“我知道包先生很忙，但是你们不迁居到西门来，我不好意思来说，既已迁居到西门来了，离我们学校很近，可否请包先生屈就一下？”又笑说：“我是奉学生之命来的，有几位学生，都推荐包先生，因为她们的姊妹同学们，有的在女子蚕业，有的在城东女学，都欢迎包先生教得很好，所以我来敦请，务必俯允。”

这样的高帽子戴上来，我又只得答应了。不过我的教书，不是过于自卑感，实在自己觉得不甚高明。但我以为在这一代的女学生，却是在启蒙时代，当以启发她们的知识为首要，能多懂得一点新知识，就是好的。启发了这一代的女学生，然后使下一代的女学生，更注重于种种学问呀。我在民立女中学教的这一班学生，颇为整齐，一共只有十人，年龄都在十八至二十岁，是称为卒业班，程度也相差无多，课堂里沉静无哗，与城东女学的学生，正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