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 楼（2/2）

吴怀疚，他是上海人，在上海人中，开女学堂的算他最早（除了爱国女学以外），也是办得最发达的人。他所办的务本女塾，学生最多，规律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同学，还不曾流行。上海早有一个中西女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但教会气息太重，于是群趋务本女塾，他的学堂，开在西门，是华界不是租界，有许多家庭，为了要送女孩子入学，都住到西门去，以至一时蔚为风气，西门的女学堂也便多起来了。

朱少屏，他是上海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开了一个“健行公学”，也是在西门。后来他又办了个“寰球中国学生会”，对于中国出洋留学的学生，辅助不少。在上海各文人所组织的“南社”中，他是主干。朱少屏是老同盟会会员，但在国民党中，一向不甚得志。他的夫人岳麟书女士，也是我的学生。在第二次大战前，杨光泩任菲律宾总领事，朱少屏任副总领事，为了抵抗日本，均为日军所戕害。

杨白民，上海人，住在南市的竹行弄，他也开了一个女学堂，叫作城东女学。他因为这一座房子自己的颇为宽大，不似租界里的那些弄堂房子，自己家庭也住在这里，成了个家庭女学校。学生极多，年龄不齐，幼者不过十二三岁，长者则已二十多岁了，许多太太们，就学者甚众。杨白民到息楼来，总是抓人到他城东女学去教书，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都去教过书，黄任之是基本教员，因为他的太太，即在城东当学生。记得后来当监察委员的刘三（号季平）也去教过。我也曾教过一年多吧。还有一个奇迹，吴怀疚生了五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杨白民也生了五六个女儿，也没有儿子。他们都是开女学堂的，大概拼命地在那里为自己制造女学生吧。

杨翼之，名廷栋，他是苏州人，他从日本回来，我便认识他。自从我到时报馆后，他常来访我，便为息楼中的常客。不过他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和雷继兴等一班学习法政，都是同学。在那时候，上海的一班有志之士，号称维新党，组织所谓宪政预备会，意思是督促清政府速行立宪，他们皆与其选。还出版了一种《宪政杂志》，大家写文章。那时候，大家还主张君主立宪的，到时报馆息楼中高谈宏论，意兴奋发，不可一世。

管趾卿，无锡人，是上海德国人分设的西门子洋行的买办，西门子洋行，做电机生意的，在中国甚为活跃。息楼里来的人，大概都是学界人，只有他一个是“康白度”（上海洋泾浜语）。他与我们这班人联络，在营业上毫无所益。后来我子可永到德国柏林大学习电机工业（时年十四岁），又在西门子德国总厂实习，甚得管君之助。

叶养吾，他是青浦人。青浦距上海甚近，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多。上海新闻界中，青浦人也不少。叶养吾有个兄弟，名叶石，也是同在日本留学的，也同在时报馆的。但叶养吾在日本学的是商科，进了商科大学，他家里也很有钱，预备到上海来办商业。那时日本人也都在上海办商业，叶养吾颇认得几位日本巨商，颇思与他们合作，但日本人做生意，很为精刻，没有成功。还是自己从事于电灯事业，嘉兴、绍兴，那两处的电灯厂，都由他创办的。

杨荫孙，他是苏州人，比国大学毕业生。他原先和他的弟弟杨景森，都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被派出洋，到比利时留学，学的是银行学，回国以后，到上海来，也是息楼中的一客。后来到了北京，便入了北京的银行界。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正遇到杨荫孙也回到了上海来结婚，梅兰芳还没有到戏馆里唱打泡戏，却先为杨家婚宴上唱堂会戏了（荫孙结婚，在上海张园的安垲第），一时称盛。杨荫孙后任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我到北京时，常相过从。

杨景森，荫孙的弟弟，他是美国留学生，回国后，即在上海谋事，那时美国留学回国的，已经很多了。他很聪明而好学，可惜是有病的，这病不容说，又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肺病了。那时上海报纸，也渐渐注意到外国的新闻舆论说，狄楚青即请他在《时报》翻译此种文字，他译得极快而又极多，但报纸上容不了这许多，他心中大不高兴。他后来为中华书局编辑部请去，另外还卖文译小说。他对了一头亲事（旧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为了结婚场面豪华起见，拼命勤劳的写作，虽以病躯，力疾工作。结婚以后，未及数年，病即大发，养疴于莫干山，即病殁于山上。

此外常到息楼来的，还有夏颂来、王培孙、沈叔逵、黄公续及其公子黄伯惠（即后来接办时报馆的），更有苏州来的吴讷士、常熟来的吴斯千（曾孟朴的妹婿），不能一一记忆起来了。但狄楚青的许多朋友不来，如叶誉虎、叶葵初、熊秉三以及他的弟弟狄南士，都不到息楼。更有我后来有许多南社里的朋友，也没有到息楼来，因都另有聚会之处呀。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人材荟萃之区，而我当时年轻，也是一个爱好朋友的人。写此稿时，息楼里的朋友，陈景韩在上海，黄任之在北京，林康侯、黄伯惠，均在香港，余则均作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