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斋译书处（2/2）

寻访印刷所的事，我比允中较为熟悉，连日奔波，找到了两家较为合式的，一家唤作吴云记，一家便是商务印书馆。我们预备出书快一点，所以找到了两家印刷所，可以分部进行，两家比较起来，商务印书馆规模较小，而设备较新。它是开设在北京路的河南路口，也是一座平房，他们里面的工人与职员，总共不过三十人，经理先生夏瑞芳，人极和气，他们的职员都是出身于教会印书馆的。开办这家商务印书馆，资本金是三千元。除印教会书籍外，也搞一点商家的印刷品，后来又把英文课本（就是英国教印度小孩子的课本，中西对照的翻译出来），译成了《英语初阶》《英语进阶》等书，那是破天荒之作，生涯颇为发展。

吴云记是一家个人所开的印刷所，地址在苏州河以北，号称北河南路，泉漳会馆侧面的对门。记得这时候，那边还有一条河浜，更有一座桥，吴云记就在桥堍下。那个印刷所，比较旧气一点，有几间大厂房，工人多，出书较快。当时为了先印什么书，我们讨论起来，我最初主张印叶浩吾的书，因为他从日文译的都是浅显易解，如关于政治、教育、法律等为现时所切用，篇幅不大，容易出版。严又陵的书，文笔很深，非学有根柢的人，不能了解，故不如先易而后难。

但允中所主要者，也很有理由，他说：“叶浩吾所译的书，都是直译的，全是日本文法，非加以修润不可。但修润起来，也要相当时日，不若严又陵的书，立刻可以排印。况且自从严译《天演论》后，名噪一时，有好多人急于要看看严又陵续出的书。也已有人知道有严译许多书，将即由我们金粟斋出版了，倘若迟迟不出，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我们应该赶紧将严译排印出版。”后来写信到南京去，取决于蒯先生，回信说：“不论严译、叶译，以迅速出版为主。对于那几部书的印刷费，我已筹备齐全了，不过我们是为了开风气，不是想在出版上获利。到出版以后，可以借此周转最好，不然，我们到那时候，另想法子。”

于是我们便与吴云记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我们两人便分工合作起来。大概是我担任校务，而允中还担任修改叶浩吾的译稿。严又陵的，大半是在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我因此便风雨不改地天天跑商务印书馆了。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是红墨水的，鲜艳可喜。不比叶先生的译稿，真是一塌糊涂，我们说笑话，只怕问他自己，也认不出来呢？但是严先生的稿子虽然清楚，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倘有一点可疑之处，我惟有携回去，与汪允中揣摩商量，不敢有一点武断。

我们对这译稿，要校对四次，头校、二校、三校之后，还有一次清样，清样以后，签了一个字，便算数了，即使再有错字，排字工人不负责任（除非校出来了，他没有改正），校对人负责任了。叶浩吾的书，也有几种，由汪允中修润以后，即以付印，大概由吴云记印行。叶浩吾是一位好好先生，自从我们设立这个金粟斋译书处后，他是常常来的。允中给他说，他的译稿要修改，他说：“很好！很好！我是直译的。”这个日文一长句中，便有很多的“の”字，他都把它译成中文的“之”字，那一句话中便有七八个“之”字，这个句子就显得很别扭，很啰唆了。我们有时搞不清楚，只好请他来，和他商量。

叶浩吾先生本是一位教育家，开了东文学校外，又在《中外日报》担任东文翻译。年在五十左右，留着稀疏的小胡子，很似有一些道学气，可是我们常给他开玩笑。时常闹穷，但他有了钱“东手接来西手去”，只要身边有一点钱，人家向他借时，立刻借给人家，不管自己明日要断炊了。他孑然一身住上海，他的太太和儿子住在杭州，不寄家用去，叶师母常常吵到上海来（他的这位公子，后来便是写《上海之维新党》谴责小说之叶少吾）。

叶先生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因我们所住的南京路这条弄堂，前面沿马路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到后面去，却都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可是里面便有不少的野鸡堂子（上海人亦称为雉妓）。到了夜里，便有许多野鸡妓女及女佣们，站在弄堂口拉客。那一天，比较深夜了，叶先生到我们那里来谈天，刚走到弄堂口，便被野鸡们抓住了，喊道：“老先生！到我们那里坐坐去！我们新到了一位小姐。”叶先生很窘，说道：“不是的，我到金粟斋译书处去。”她们以为金粟斋也是和她们一类的，便说：“我们那里比金粟斋好。”于是几个女人，把叶先生你推我拥的，拖到野鸡窠里去，那些女人蛮力很大，叶先生一个瘦怯老书生，哪里抵挡得住呢？后来到底花了一块钱，方许他赎身出来。

谈起金粟斋出版的书，严译的《穆勒名学》《原富》之外，还有《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等，都是名贵之作，虽然比不上《天演论》，可也传诵一时。但是我们出版书中却有一种，颇受人訾议，还有人写信来骂我们的。原来在叶浩吾所译的日文书中，有一册《日本宪法》还附有《皇室典范》一卷，这不过几页书而已。这也不能怪叶先生，我们应担负这个责任。原来这个时候，中国已有主张立宪的动机，一班维新党的志士们，也在纷纷倡议，欧美各国都有宪法，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宪法呢？汪允中和我谈论：“现在大家闹着什么君主立宪，日本也是有皇帝的，这个日本宪法，不妨印出来给大家看看，以供参考呢。”当时我也并不反对，本来叶译的书，全由允中主张，及至印出以后，渐有人加以批评，说是日本的宪法，哪里算得宪法，那是他们天皇颁布的，名之为《钦定宪法》。印出那种书来，将来贻害于人民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清廷专制，也没有一点儿宪法萌芽，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后来有几次大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