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斋译书处（1/2）

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一部《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海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哪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竞”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后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但严又陵那时是一位直隶（今河北）候补道，属于北洋，住居在天津。他虽然在文场上走红，在官场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学生出身，熟悉洋务，应该是走红的了，其所以成为黑道台的缘故，据说：他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当然，这些候补道中，有些花了钱买来的捐班出身，肚子里一团茅草，火烛小心，而他对上司，也有藐视态度。况且自己又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试想一个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吗？

他不但走黑而且闹穷了，他托人介绍，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哪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资本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其时还有一位叶浩吾先生，他是杭州人（叶葵初的令叔），曾到日本去习过师范教育，在上海当时也是新学界的人。回国后，译了许多日文书，并开了一个东文学堂，这位老先生，真是名士气太重，什么事都想做，而从不为自己的经济着想。他译了许多日文书，自己想印而又没有钱，把译稿售与人家，人家又不要，弄得很窘，以致生计缺乏，甚至断炊。在严冬时，为了棉袖子已付质库，早晨不能起身，于是友朋辈为他制了一件厚呢袍子，作为袍之赠。也由友人介绍，来向蒯先生借了七百元，也是把他的译稿作为抵偿。

蒯先生收了严又陵、叶浩君的西文、东文译稿一大部分，可有什么办法呢？新文学是有时间性的，不比中国的古书，可以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为了开风气起见，赶紧要把那些印出来才好。因此策动了他开办译书局的意念了。不过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后，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上海四通八达，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因此他决定到上海来，办理这个译书事业了。

这一个机构，就唤做“金粟斋译书处”，那个名称，是他自己题的，“金粟”两字，也是佛书上的典故吧？第一步，先派方漱六到上海去租房子，置家具，安排一切。第二步，便派汪允中与我两人去办理印刷等事。不多几天，方漱六在上海写信来，说房子已经租定了，在南京路的某某里（这个里名，我已忘却，其地址在云南路与贵州路之间，老巡捕房隔壁），于是我与允中两人，便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蒯先生的意思，却叫我们两人常驻上海，方漱六则经理一切，或往来宁沪，管理业务上及财政上事，至于编辑、印刷、校对等，由我与允中两人分任之。譬如像严又陵先生的书，我们是不能赞一字的，但是校对这一件事，却要十分细心。蒯先生也谆谆以此为嘱。一部高深的书，只不过错了几个字，往往原意尽失，如何对得起人呢！至于叶浩吾先生的译稿，因为他的日本文气息太重，他是直译的，甚而至于就在日本书上勾勾勒勒，不再另纸起稿，那非加以修改不可的。

我与允中到了上海后，第一件事，便是寻访印刷所。那个时候，上海可以印书的还不多，我们所印的书，当然要设备完整一点的呢。第二件事，便是整理稿件，我们决定哪一部书先印，哪一部后印，虽然蒯先生给我们二人以全部处理之权，如果二人不能决定，还须请问于他。第三件事，那是商量版式、行款、字型等类，允中比我内行，全凭他的设计。当时还是流行线装书的，不流行两面印的装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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