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时代的上海（1/2）

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记得是九岁（光绪十年）。时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记不清了。父亲到了上海半个月后，忽然上海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除了地址之外，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韵病危，请速来。”许多时期，因为苏州是江苏省城，也就有电报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间是不大打电报的，这时我们家里的惊惶，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谁打的电报呢？原来父亲有一位好友，姓贝，字鹿岩，这位贝鹿岩先生，还是我的寄父呢。苏州风俗，孩子往往寄名给人家，或是要好的亲眷朋友那里，这个风气，不独是苏州，可称全国都流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我就在周岁时候，寄名给他们的。父亲到了上海，就住在他们家里，电报末尾，注上了这个“鹿”字，我们就知道是他打来的电报了。

我们接到了电报，十分惶急。电报上叫我们去，我们是否立刻动身？以祖母的敏感，就这电报上看来，说不定父亲已经故世了。在紧张中，立时召集了一个亲戚会议，商量办法。当时舅祖吴清卿公（每次亲戚会议中，他总是当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长）主张由他那里，派一位账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亲和我姊弟两个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亲不答应，哭了。我和姊姊见母亲哭了，我们也放声大哭。还是巽甫姑丈说：“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两个人与少两个人，没有什么大关系。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过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亲切妥当的人才好。”于是推了顾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应了。

那时从苏州到上海，还没有火车，也没小火轮，更没有长途汽车，只有民船，雇一民船，自苏州到上海，要经过三天两夜。全部不用机力，只用人力移动的，顺风张帆，逆风背牵。我们那时雇了一条船，叫作“无锡快”，在这船里坐卧，倒也舒适。亲戚们还送了许多“路菜”，如酱鸭、熏鱼、火腿、皮蛋之类，饭是船上烧的，可怜祖母、母亲，心中挂念着父亲，哪里还吃得下饭？

这条民船，白天开行，夜里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们船家是晓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条，往往要和别家的船停泊在一处，船家们也常有互相认识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乡邻”，互相交际，成为朋友。我们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仪，第二夜停泊在黄渡，两处都有“船乡邻”。船家行船规例，在太阳落山之时，就要停船，明晨天刚一亮，便即开船启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时，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苏州河。顾文卿姑丈是来过上海的，是老上海资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当我们接到了我的寄父贝鹿岩的电报后，我们曾经有个复电给他，告诉他，我们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们也知道的，住在带钩桥的什么里（带钩桥，上海人呼之为打狗桥）。我们来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听父亲病状，于是顾文卿姑丈一马当先，便立刻按着地址，到贝家去了。

我们都在船中守候着，心中惴惴然，捏着一把汗，不知父亲吉凶如何？因为只在十几分钟内，便可以揭晓了。祖母只念阿弥陀佛，母亲睁大了眼睛，只望着岸上。停了一刻儿，文卿姑丈回来了，冲着祖母说道：“韵竹病已好得多了，请大家放心吧！”于是我们好像胸前的一块大石头放下去了。

我们正预备上岸的时候，我的贝鹿岩寄父来了。他每从上海到苏州来的时候，常到我家，有时还带点上海食物给我，祖母和母亲都常见他的。他叫祖母为伯母，叫母亲为嫂嫂，说笑话的时候，叫母亲为亲家母，因为是干亲家呀！他是一个小胖子，面孔圆圆的，为人和气而活泼。他见了祖母也说道：“恭喜！恭喜！韵竹兄这场病，危险非常，现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亲，惟有极力地感激他，深谢他。

自从贝家寄父一来，他便帮助我们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认识似的，指挥如意。那时候，我孩子心理，觉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请我们先上岸，坐了车子，到他家里去，由文卿姑丈领导。一切行李，都交给他，他会押运着送来，可以万无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东洋车（那时尚没有黄包车的名称，叫它东洋车，因为那种人力车，是日本流行过来的），他讲好了价钱，请我们都坐上车。这时姊姊和祖母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文卿姑丈坐一辆，便到带钩桥贝家来。贝家寄父押了行李，随后也就来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苏州，祖母和母亲，必然是两顶轿子，至少是两人抬了走。现在只要踏上东洋车，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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