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0章 回响裂痕——当守护者在受害者家中拼贴犯罪的全景图（1/2）

（一）无声的来电：当诈骗在守护者眼前复活

“湄公河阴影行动”进入筹备第三天的清晨，鲍玉佳被一通电话惊醒。

来电显示是“福建福州”，号码陌生。职业本能让她按下录音键。

“您好，是鲍玉佳女士吗？”一个年轻男声，普通话标准，带着训练有度的热情，“这里是福建省医疗救助基金会。我们通过大数据筛查到，您去年曾向‘镜渊事件受害者救助基金’捐款，非常感谢您的善心。”

鲍玉佳瞬间清醒。她确实捐过款，但那个基金是云海研究院内部设立的，从不对外募捐。

“什么事？”她保持平静。

“是这样，我们基金会联合省卫健委，正在为‘技术犯罪受害者家庭’设立专项医疗援助计划。”对方语速平稳，“首批援助对象包括危暐的母亲林淑珍女士。她目前肺癌晚期，需要一种新型靶向药，但费用昂贵。我们想核实一些信息，以便发放援助……”

“等一下。”鲍玉佳打断，“你说你是哪个基金会？”

“福建省医疗救助基金会，在民政部备案号是FJ-2017-0385。您可以查证。”对方流畅报出号码，“我们的办公地址在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8号。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提供工作人员证件照片。”

鲍玉佳打开电脑，快速查询。备案号正确，地址正确。甚至连工作人员信息都显示有“王明”这个名字——对方刚才自称“小王”。

但直觉在尖叫。

“援助需要我提供什么信息？”她试探。

“只需要您确认与危暐的关系，以及您是否愿意作为‘社会关系见证人’，帮助我们核实林淑珍女士的医疗需求真实性。”对方说，“这不会涉及您的隐私，只是程序需要。”

“危暐知道这个援助计划吗？”

“他在服刑，根据规定，援助无需征得他同意。我们主要征询您这样的社会爱心人士的意见。”

鲍玉佳沉默了三秒，然后说：“我需要考虑。怎么联系你们？”

“我今天下午三点再致电您。另外，如果您能提供其他曾向危暐母亲伸出援手的联系人，比如陶成文教授、张帅帅主任等，对我们的援助工作会有很大帮助。毕竟，多一份见证，援助就更可信。”

电话挂断。

鲍玉佳坐在床边，浑身发冷。这不是普通的诈骗电话——对方知道太多内部信息，知道她捐过款，知道陶成文和张帅帅，甚至知道利用“援助危暐母亲”这个最能触动她的点。

她立即拨通程俊杰的电话。

四十分钟后，云海研究院会议室坐满了人。

“号码是虚拟运营商，Ip跳转了七次，最终出口在菲律宾。”程俊杰把追踪结果投屏，“声音经过轻微变声处理，但语音模式分析显示，说话者有心理学或客服培训背景——停顿节奏、强调点、反问方式都很专业。”

付书云调出福建省医疗救助基金会的后台数据：“基金会系统在昨晚11点23分被入侵，有人添加了一条虚假的‘援助项目’记录，并在今晨6点生成自动外呼任务。我们的电话是被那个任务触发的。”

梁露查证细节：“五四路138号确实有基金会办公室，但‘小王’这个人不存在。工作人员照片是从某招聘网站盗用的。”

“精准钓鱼。”张帅帅总结，“对方知道鲍老师的职业敏感度，所以设计了极其逼真的剧本——真实的基金会信息，真实的备案号，真实的地址，甚至知道她捐过款。目的不是骗钱，而是套取信息：确认我们团队中谁对危暐母亲最关心，以及获取更多联系人的信任。”

曹荣荣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个电话有三个深层目标：第一，试探我们对危暐母亲的关注程度；第二，测试我们团队的应急反应流程；第三，可能想通过后续联系，植入某种心理暗示或获取更多内部信息。”

孙鹏飞皱眉：“但谁会做这种事？魏明哲？他有必要用这么迂回的方式吗？”

沈舟提出另一种可能：“也许这不是魏明哲本人，而是他的‘新实验品’——一个受过训练的心理操控者，正在实践如何从守护者团队身上获取信息。我们是他的‘高阶练习目标’。”

魏超看向林奉超：“福州那边情况如何？危暐母亲安全吗？”

林奉超正在视频连线：“当地警方已派人前往林淑珍住所。但有个问题——她昨天确实接到过‘基金会’电话，对方说会派人上门采集医疗信息。她同意了。”

“什么时间？”

“今天上午10点。”

所有人看向时钟——9点17分。

“立即通知警方拦截！”张帅帅站起来，“这可能不是信息套取，而是针对危暐母亲本人的行动！”

（二）福州老街：当母亲活在罪与罚的延长线上

两小时后，团队核心成员飞抵福州。

飞机上，陶成文一直望着窗外。这是他七年来第一次去危暐家——不是以导师身份做客，而是以调查者身份，去保护一位因儿子犯罪而濒临崩溃的母亲。

“林淑珍女士这三年过得很难。”曹荣荣在飞机上简报，“肺癌晚期，治疗费用大部分由研究院和社会捐赠承担，但心理创伤极深。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儿子——如果自己没生病，危暐就不会去赚钱，就不会被骗，就不会犯罪。”

鲍玉佳调出心理支持记录：“她接受过三次心理干预，但每次好转不久，就会因为媒体报道或网络评论而崩溃。最近一次是三个月前，‘真相重构’报告公布后，有人在她家门口贴了‘诈骗犯母亲’的字条。”

“危暐知道这些吗？”孙鹏飞问。

“监狱方面有限度告知，危暐每月可以给母亲写一封信，但信件内容要审查。”沈舟说，“根据监狱心理师反馈，危暐每次写信后都会情绪低落好几天。”

付书云轻声说：“犯罪的影响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涟漪会传到最远的地方——母亲、导师、同事、甚至无意中接触过的陌生人。”

梁露补充：“而魏明哲这样的人，专门研究如何让涟漪最大化，如何让罪与罚的链条无限延长，从而观察整个系统的反应。”

飞机降落。团队分乘三辆车，驶向福州老城区。

林淑珍住在一条巷子深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宿舍楼。楼道昏暗，墙壁斑驳，但门口干净，还摆着一小盆绿植。

警察已经撤离——上午10点，确实有“基金会工作人员”上门，但只是采集了基本医疗信息，留下一些宣传册，没有异常举动。警方检查了宣传册，没有发现窃听器或危险品。

“但他们采集信息时，问了两个问题。”现场警官汇报，“第一，‘您儿子在狱中有没有提起过叫魏明哲的人？’第二，‘您儿子有没有留下什么电子设备或笔记在家？’”

陶成文脸色一沉：“林女士怎么回答？”

“她说‘不清楚’和‘都交给警方了’。但对方追问：‘有没有可能漏掉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比如U盘、内存卡、或者写有密码的纸条？’”

“这是赤裸裸的搜查。”魏超说，“借基金会名义，实为寻找危暐可能藏起的证据。”

马强检查了楼道：“没有监控，但对面楼顶有个角度可以拍到这个门口。已经派人去查了。”

团队敲开门。

开门的是一位瘦弱的老人，六十七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家居服。她看到陶成文时，眼睛亮了一下：“陶老师？”

“林阿姨，是我。”陶成文上前扶住她，“这些都是我的同事，来看看您。”

林淑珍把大家让进屋。两室一厅，不到六十平米，家具陈旧但整洁。客厅墙上挂着一张照片——年轻的危暐穿着学士服，站在陶成文旁边，笑容灿烂。照片拍摄于2016年，他硕士毕业那天。

那是犯罪发生前的第三年。

（三）旧物与记忆：当过去的碎片拼出被忽略的真相

曹荣荣和鲍玉佳陪林淑珍在客厅说话，其他人开始谨慎检查房屋——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理由。

程俊杰和付书云检查电子设备。家里只有一部老人手机、一台老式电视机，没有电脑。但付书云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旧的智能手机充电器，型号与危暐2019年用的手机匹配。

“手机应该被警方收走了，但充电器留着。”程俊杰测量充电口的磨损程度，“使用频率很高，说明危暐在家时手机不离手。”

梁露在书架上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装满了危暐学生时代的奖状、证书、还有厚厚一叠手写信。大多是写给母亲的，从小学到大学。

“妈，今天我代码比赛拿了第一，奖金五百块，给您买了件毛衣。”

“妈，陶老师说我可以直博，但我想先工作赚钱。您的病不能再拖了。”

“妈，新公司工资不高，但我接了个外包项目，能凑下个月药费。”

最后一封信写于2019年3月28日，正是他出发去曼谷的前三天：

“妈，我找到一个机会，去东南亚做项目，收入很高，还能安排您去国外治疗。风险是有的，但我想试一试。别告诉陶老师，他会担心。等我回来，您就不用再受苦了。”

字迹工整，但笔画末端有轻微颤抖——写信时手在抖。

陶成文读着这封信，眼眶红了。他记得2019年4月初，危暐突然请假一周，说“家里有事”。他当时还问要不要帮忙，危暐说“不用，我能处理”。

如果他多问一句，如果他坚持帮忙，如果……

“陶老师，不是您的错。”林淑珍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轻声说，“小暐从小就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他爸走得早，我又生病，他觉得这个家是他的责任。”

“但他不该一个人扛……”陶成文声音哽咽。

“可他还能靠谁呢？”林淑珍看着儿子的照片，“靠我这个病重的妈？靠您这位已经帮了很多的导师？还是靠那些只会压榨他的公司？他去东南亚，是因为觉得那是唯一的路。错的是那些把他推进火坑的人，不是他，也不是您。”

这番话让整个客厅安静下来。

孙鹏飞和沈舟在危暐的卧室检查。房间保持着2019年的样子——书桌上有没写完的代码草稿，书架上是技术书籍和伦理哲学着作，床头贴着一张便签，上面是手写的：

“技术中立是谎言。代码有立场。记住。”

沈舟拍下便签：“这是他出国前对自己的提醒。但他还是去了。”

孙鹏飞打开衣柜，里面衣服不多，但有一件崭新的西装，标签还没拆。“他可能想着，去东南亚做‘高科技项目’，需要穿得体面一点。”

在衣柜最底层，孙鹏飞发现了一个硬皮笔记本。翻开，里面不是文字，而是一套复杂的手绘流程图和符号系统。

“这是……”沈舟凑近看，“某种加密记录？”

程俊杰闻声赶来。他翻看笔记本，眉头紧锁：“这不是普通笔记，是‘记忆迷宫’式记录法——用只有自己懂的符号和关联图，记录不想被他人破解的信息。危暐在防备什么。”

付书云用高清相机拍下每一页：“带回研究院分析。这可能是他出国前留下的‘真相种子’。”

（四）集体回忆：当每个人都是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检查完毕，团队围坐在客厅。林淑珍给大家泡了茶，气氛沉默而沉重。

张帅帅打破沉默：“林阿姨，今天来的‘基金会工作人员’，除了问那两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异常？”

林淑珍想了想：“他们很客气，还带了水果。但那个年轻人……他看我的眼神，不像同情，更像在研究。他问问题时会停顿一下，好像在等我的反应。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什么话？”

“‘您儿子是个复杂的人，他伤害了很多人，但也有人想救他。您觉得，救他的人是真的在救他，还是在继续利用他？’”

曹荣荣和鲍玉佳对视一眼——这是典型的心理植入问题，旨在引发怀疑和混乱。

“您怎么回答？”鲍玉佳问。

“我说：‘我儿子犯了罪，该受罚。但那些救他的人，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至少做了对的事。这就够了。’”林淑珍平静地说，“然后他笑了笑，说‘您很清醒’，就走了。”

魏超起身：“我去查对面楼顶的监控。如果是专业情报人员，可能会在那里观察。”

马强跟他一起出去。

陶成文看着林淑珍：“阿姨，我们今天来，除了确保您的安全，还想了解一些事。关于危暐出国前那段时间，他有没有提过……具体是怎么被骗的？”

林淑珍沉默了很久。茶杯在她手中微微颤抖。

“他走之前那周，接到很多电话。”她终于开口，“有时候是‘医疗中介’，说德国有新药；有时候是‘招聘公司’，说东南亚有高薪职位；有时候是‘心理顾问’，说他压力太大需要疏导。他每次接完电话，都会在房间里待很久。”

“您听到过通话内容吗？”

“有一次，我路过他房间，听到他在说：‘我明白这是灰色地带，但只要能救我妈，我愿意试试。’然后又说：‘你们保证是技术工作，不涉及违法，对吧？’”

鲍玉佳记录着：“对方在给他做‘合理化铺垫’——先承认是‘灰色地带’，降低他的道德警惕，再保证‘不违法’，提供虚假安全感。”

林淑珍继续说：“他走前一天晚上，抱着我哭，说‘妈，我可能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但都是为了您。等我回来，我们就去自首，把钱还了，我去坐牢。’”

客厅里一片死寂。

“他早就知道可能是犯罪？”孙鹏飞震惊。

“他知道可能‘不好’，但不知道会那么‘坏’。”林淑珍流泪，“他以为最多是打擦边球，写点灰色代码，赚了钱就收手。他不知道那是吃人的魔窟，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沈舟深吸一口气：“所以他的堕落不是突然的，而是一步步被引导——先接受‘灰色’，再接受‘浅黑’，最后深陷‘纯黑’。这是经典的道德滑坡设计。”

曹荣荣转向团队：“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在KK园区‘正常’工作——他的道德底线已经被预调低了。魏明哲不需要从零开始摧毁他，只需要在他已经松动的道德框架上轻轻一推。”

话题自然地转向了每个人都经历过、却从未一起谈论过的事。

张帅帅放下茶杯，声音低沉：“其实，危暐骗过我。”

所有人都看向他。

“2019年10月，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危暐的备用邮箱。”张帅帅说，“邮件说他在东南亚参与了一个‘数字医疗扶贫项目’，需要一些国内的政策法规资料，问我能不能提供。我答应了，发了一些公开文件过去。”

付书云回忆：“我也收到过类似邮件，他要的是‘医疗数据脱敏技术规范’。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为什么突然对医疗数据感兴趣？但邮件语气很急，说是项目急需，我就发了。”

梁露举手：“我收到的是询问‘心理压力监测算法的伦理边界’。”

程俊杰：“我要的是‘暗网数据爬虫的检测方法’。”

孙鹏飞：“我要的是‘跨境数据传输的加密协议’。”

沈舟：“我要的是‘神经电信号的基础数据集’。”

一个接一个，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说出自己曾被危暐“咨询”过的专业问题。

曹荣荣最后说：“他问过我‘在极端压力下，人的道德判断会如何扭曲’，还发给我一份虚构的‘案例描述’，让我分析。我当时以为他在写论文。”

鲍玉佳整合信息：“他要的东西，覆盖了法律、技术、心理、数据、神经科学……这根本不是‘数字医疗项目’需要的，而是构建一个完整犯罪技术体系需要的！”

陶成文感到彻骨的寒意：“他是在为KK园区收集专业情报。用我们每个人的专业知识，去完善那个诈骗系统。”

“但他可能不是自愿的。”张帅帅说，“那些邮件我后来复盘过——语气像危暐，但用词习惯有细微差别。有些专业术语他原本不会那么用。可能是魏明哲写好让他发，或者在他被干预后发出的。”

林淑珍听着这些，身体开始发抖：“他……他用你们教他的东西……去骗人？”

“不止骗我们。”曹荣荣握住她的手，“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些知识，去骗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我们的专业知识，通过他的手，变成了犯罪工具。”

这句话像一把刀，插进每个人心里。

他们都是顶尖专家，都以“用技术守护人”为使命。但现在发现，自己的知识可能间接伤害了无数人。

这是一种深层的职业性创伤。

（五）时间裂缝中的真相：当危暐的“诈骗”被逐帧解析

为了厘清真相，团队当场连线研究院，调取所有与危暐的邮件往来记录。

程俊杰搭建了临时分析环境，将邮件按时间、内容、语言特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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