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9章 未完待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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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子卷宗，张伟随手拿起桌上的手机，滑开通讯录翻到了陈凯的号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必须严格遵循客观全面原则。

不仅要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更要收集证实其无罪、罪轻的证据。

公诉人与辩护律师坐在法庭上，手头依据的卷宗本该是一套完整、立体且未经偏向性过滤的事实全貌。

但在司法实务中，这套理想化标准往往会被现实的KPI砸得粉碎。

侦查机关头顶破案率和考核指标，天然具备控方立场。

对基层办案民警而言，把案子办成铁案、移送起诉，把人摁死在罪犯的位置上，才是完成考核的标准。

指望他们主动去收集对嫌疑人有利的出罪证据？

这在他们眼里无异于纯粹的资敌行为。

谁愿意辛辛苦苦挖材料，反过来砸自已立案的招牌？

久而久之，办案机关就形成了一套墨守成规的选择性取证逻辑。

凡是能坐实罪名的表层证据，诸如资金流水、转账凭证、话术记录，民警查得比谁都细致。

而对于案件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质性证据，比如当事人是否具备合法的索赔事由、涉案商家有无制假售假的客观违法行为，则被通通划入冷宫。

刑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此。

一个好的负责任律师必须死死盯紧程序的每一步，防止警方随心所欲，通过激烈的对抗逼迫侦查机关去全面取证。

当然了，哪怕有律师盯着，侦查机关面对收集出罪证据的差事，依然会本能地抗拒。

他们往往只会调取表面上无法拒绝、能拿来交差的显性材料。

遇到稍微复杂的深层证据，便会以“已调取但客观上无法查证”为由搪塞推脱。

这种深层证据如果警方实在不愿意去调查，律师也没有办法，毕竟他们是有借口的，查了，但是没查到嘛！

这时候就要看委托费是否充足，如果钱给得多，很多律师会自已跑去调查取证，如果钱给得少，大多数律师可能就直接摆烂了，反正坐牢的也不是他们！

好在，张伟这次盯上的根本不是什么隐蔽深层的证据。

孙鑫所有的维权记录全都在江城市监局和政务热线的系统后台里。

工单编号、现场照片、处罚决定白纸黑字一应俱全。

民警甚至不用跑断腿，发一份调取证据通知书，或者带执法记录仪去涉案商家做个笔录，半天就能核查完毕。

再麻烦点无非就是现场抽样鉴定罢了！

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证据，这要是说查不到，你猜我信不信？

张伟不再犹豫，拇指按下了拨号键。

听筒里响了两声，陈凯的声音传了过来。

“喂，张主任？电子委托书看守所那边刚办完，您应该已经在协同平台上看到电子卷宗了吧？”

“卷宗我已经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张伟靠在椅背上，语气平稳，“陈检，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以辩护人的身份，正式跟你沟通一下证据核实的问题。”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微顿，陈凯听出了张伟严肃的调子。

“张主任您说，有什么程序或者实体上的疑问？”

“疑问很大。”

张伟直奔主题，“孙鑫的供述里写得清清楚楚，他名下涉及的十几家主要商户，分别存在修改生产日期、工业硫磺熏蒸干货、减肥茶违规添加西布曲明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他在索赔前全部向12315进行了实名举报，索赔额度也严格恪守在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范围内。”

“但我在卷宗里，没有看到哪怕一页关于被举报商家违法事实的核查材料。”

张伟的声音沉了下来：“甚至连市监局当年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办案单位都一张没调。”

“陈检，这种有事实基础、走合法途径、在法定额度内的索赔，怎么能扣上敲诈勒索的帽子？”

“我认为目前的证据链条存在严重缺漏，公诉部门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调取对我当事人有利的客观证据，补强实体事实。”

听筒那头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片刻后，陈凯语气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张主任，我就猜到您阅卷之后会咬这一点。”

“但咱们有一说一，以牟利为目的的知假买假，根本不受消保法和食品安全法的保护。法律保护的是出于生活消费需要的普通消费者。”

陈凯条理清晰地摆出公诉逻辑，试图说服这位名气极大的律所主任。

“孙鑫四年间发起上百起索赔，从最初的单次几百块一路滚到上万块，累计金额一百六十多万！”

“这早就脱离了生活消费的范畴，属于典型的职业黑产！”

“在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国家打击的就是这类利用企业瑕疵进行围猎的敲诈行为。”

“他以行政举报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商家交付远超货值的财物，非法占有目的明显，手段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

陈凯下定论：“有没有真实质量问题，根本不影响他敲诈勒索的定性。”

“陈检，你这是在用基层的办案习惯代替法律规范判定。”

张伟寸步不让地反击：“什么叫利用企业瑕疵？篡改保质期是瑕疵吗？添加西布曲明是瑕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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