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6章 亚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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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切尝试用朔伊布勒能理解的观点道：「资本集中是这种制度的内生病，过去似乎被解决了？不是的，这恰好是计划体制的作用，是被行政强制扭曲的结果；技术会带来新的财富吗？是的，但也加剧资本积累的不平等，因为资本间可以互相交易，一笔钱从港地去杜拜，到赛普勒斯，经瑞士伦敦纽约，再去纽西兰经日本回港地，我光说都要半分钟，但是把这笔钱从地球上走一圈，只需要8秒！

而人类无法那样迅速的转行——你会写小说吗？」

「我尝试过，没成功。」

「那就是不会！」余切毫不留情道，「不过，我也不会做管理，我更不可能懂什么技术，你知道我们在座有学电机的，我想我们的造诣都远不如他————」

「余老师也资道我是学电机的？哈哈哈————」

谈话很快有懂电机的第三个人参与进来————不久后，余切成功促成一项合作。

朔伊布勒回头道：「这是您《新资本论》的观点之一？我期待这部宏伟之作！它必定震撼世界！《资本论》是德国的珍宝，如果《新资本论》能出现在中国，这是我一生都感到骄傲的事情。」

这朔伊布勒说话怪好听的！都失去了双腿，居然也不显得阴郁，反而斗志昂扬的。

难怪科尔把他引为挚友！

这年亚运会开幕式前所未有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条件十分艰难，而成果却相当巨大。一开始，因为缺乏资金，体委不得不号召全国进行捐款，让不少国家怀疑「亚运会能否举办成功」；而后是为了亚运会重新修缮的京城机场，升级改造的京城基础设施————都面临很大考验。

整个亚运会周期大概有二十万人次的国外游客前来，这个客流量在过去远超了京城所能接待的国外游客数量。

85年，中日有个「三千青年访华」的活动，当时为了凑齐大巴和高级酒店都费了很大功夫，何况是20万人————但最终亚运会举办的相当完美。

十月初，余切送走了朔伊布勒。在机场，朔伊布勒真情流露道：「我知道你和我不光是利益上的合作，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了尊重——我们是好朋友吗？」

卧槽，德国人也搞羁绊这一套？

余切点头道：「毫无疑问！被刺杀不会让你消沉下去，我相信你的成就才刚刚开始，特别荣幸的是，我能一直看到你向上攀登。」

余切说这些话时分外肯定，朔伊布勒被感动得落下热泪！「外面的人说你没有表达过哀悼，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没想到你会对我表达哀悼，至少————我没有被恐怖分子炸成碎片！我永远记得你的祝福！」

「我————我————我真荣幸————我满足了————」朔伊布勒结结巴巴道。

朔伊布勒的空客专机消失在了京城的天空。

余切惆怅片刻，随即陷入到沉思。

之所以结交朔伊布勒，是因为此君是德国将来的财政部长，后来还做了多年的欧洲财政部长，任内被交口称赞。余切的学术要想发展，必须要从朔伊布勒这里拿到一些相对真实的数据，这不是他在燕大闭门造车能写出来的。

美国当然更是重中之重，是《新资本论》批判的那种反面，这方面可以从哈佛取经。

科尔奈的另一个挚友兼同事劳伦斯·萨默斯，是将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校长，萨默斯相当爱科尔奈了，他说他「几乎每年都会给科尔奈入选诺奖投票！」

但萨默斯后来在国内因炸裂的花边新闻而出名————

总之，在学术界并没有像今天的舆论界那样，对计划体制全盘否定。高层很清楚自己把哪些东西包装成了市场行为，这是一种辉格史观—因为现在赢了，所以过去赢了，将来也包赢了。

赢就完了！

也许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些东西。

十月中旬，余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燕大校园。无须多言，他迅速担任了双院副院长的虚职，诺奖在内地毫无疑问是吃得开的，没有任何人觉得余切过于年轻，德不配位。

余切拿诺奖，对燕大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他回来后，有那么一小个月，燕大似乎每一寸地方的横幅都在讲这件事情，他活著登上了燕大的学术名人墙，在余切的强烈要求下，他堪堪名列鲁迅之后。

诺奖是有魔力的。它把所有关注度都往余切的身上吸引。

内地媒体似乎也遵循辉格史观，因为余切成了，所以中国文学成了，中国的土博（指完全在内地接受教育到博士）也成了。

燕大自然更成了！在内地考生心目中，燕大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超过水木大学，今年诞生的各省状元里，不少理科学生也一股脑往燕大报，这里有杨振宁，还有余切——水木大学是什么？我不认识。

顶层大学的权力天平从未如此倾斜过。

为了和燕大打擂台，隔壁的水木大学请来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托宾（均为诺奖获得者）。尤其是弗里德曼，他在经济学界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任何一个本科生都听过他的名字。

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派现存最大的祖师爷，地位吧，堪比另一个派系的凯恩斯。弗里德曼多次访华，88年据说有过很深度的会面。

而他的学术思想和余切有些区别，他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张小政府，主张不做任何管理————弗里德曼资历高，成就大，来京城后志得意满，堪称是横扫无敌手。

这里没有人是他的一合之敌，他明知道他讲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受欢迎，但没有人反驳他，这就是权威的力量！

「我不想说我是技术扶贫，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弗里德曼和托宾说，「我爱中国，我喜欢这片土地，但我爱说实话。」

「你知道吗？我打算写一个自传，《两个幸运的人》，这其中总结了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两位经济学家，一个是本世纪前半叶的凯恩斯，一个是我—一我是不是太自大了？你说呢？」

「这很好，您很有精神。」托宾不完全赞成弗里德曼，不过，他不愿意触霉头。他只是问：「东方余回来了，他是个好斗的人，再这样下去，他要攻击你了。」

「他不会的！」弗里德曼说，「我也爱看他的书，我们的交往会十分和谐的进行。我已经岁数很大了，不愿和年轻人起争端，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但愿吧！

托宾心里这么想。但他随即大脑开了小差，既然在弗里德曼眼里，二十世纪已经被他和凯恩斯二人瓜分了，但现在是1990年，那么，马上要到来的下一个世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