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4章 胜利！胜利！（2/2）
「一个人的大脑，究竟要多么浩瀚！才能把那么多事情的走向都进行了推演？我输给他并不丢人。」
这都是些什么？！
朔伊布勒望著面前的科尔，感到自己快神经错乱了。现在已经火烧眉毛，科尔还在大谈特谈和余切的谈话节目，意犹未尽。
他到底有没有发现，因为这场辩论，他的选情反而正在走低？
「认输吧，开个道歉会，这不怪你。」朔伊布勒建议。
「为什么？」
「像你说的那样，他毕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
一时间，所有人都感到赞同。余的身份不一样，他拿了诺奖后，已经是那种可以给总统做老师的人物了，输给他并不丢人。
然而，科尔再次陷入到了魔怔：「我是联邦德国总理，我不可能道歉。」
朔伊布勒心中快抓狂了！
这特么的，你到底要怎么样呢？
辩又辩不过，玩赖的又不愿意，你还要赢？到哪里赢？朔伊布勒见状只好道，「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赢一次？」
科尔天真的说：「我现在组建智囊团，把余切的提问全都做好预先答案，如果他问起来，我就直接回答如何？我们人多力量大！」
「有没有可能，那些智囊团本身也是演讲家、经济学家和调查记者？」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里不是一百个一和一个一百之间的比较，而是一的一百次方，和一百之间的比较。」
这个形容非常绕，但科尔明白了。
朔伊布勒认为，在辩论这种急需机敏的场合下，一群人加起来不如一个聪明人好使。搞不好因兴师动众，反而输得更惨。
「我该怎么办？向他认输？然后请他做我们的幕僚，开出百万马克，聘请到汉堡大学做文学名誉教授？」
科尔越说越顺，他说到一半，忽然发现了个好主意。
辩不过余切没什么，只要能对德国民众展示出「余切为我所用」就行了，这也没问题。总之是我赢了。
幕僚团队认可了这个方案。
于是，科尔政府通过中间人，向余切发来了邀请函：参加汉堡大学的交流活动。
「我们将会在那个场合为您授勋，并聘请您作为汉堡大学的名誉教授。德国最高文学奖是毕希纳奖一据我所知，您还没有染指这个文学奖，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毕希纳奖，那是诺奖的风向标。对于已经获得诺奖的人来说，这就是作家创作力的证明。
在余切的身上围绕著「诺奖诅咒」的说法，拿到这个奖可以打破这个诅咒。
甚至，余切有可能走向历史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一获得两次诺贝尔文学奖。
但余切拒绝了科尔政府的示好。他变得爱惜羽毛起来。
科尔的内阁失望透顶。
新化社全程经历了余切和科尔的嘴仗，这些内幕他们没有写到全国报纸上，而是写成内参发到国内。国内一些人感到不解：因为余切挂个幕僚的身份拿钱走人，是个比较体面的退场方式。
这场辩论本来就来的奇怪，发展的更加奇怪！
科尔毕竟是总理，无论如何，他永远不可能输。他既然无法承认自己输了，那么事情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就会逼迫余切承认他输掉了。
果然，在第二场辩论结束的一周后，大概在十二月初。
德国本地电视台《今日新闻》栏目再次邀请两人做辩论，并且宣称，「我们再也不会耽误您的时间！」
「还是我和科尔？」
「是的，您和科尔先生。」
余切意识到科尔肯定做足了准备，略作思考后，他还是决定赴约。此时，余切的小说《窃听风暴》也终于写完了大概。
在他的版本里，东德特工所监听的剧作家夫妇发现了一条地下暗道，通往柏林围墙另一边的西德。剧情仍然和原时空一样发展，剧作家夫妇表面上信仰红色主义，实际上更在乎巴赫的音乐和西德新颖实用的家具。
每天晚上，夫妇只要一回家，立刻就进入到夫妻的二人世界里面。这里没有禁忌，也没什么政治，他们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
可是在东德的日子十分难熬，妻子长期被文艺部长胁迫，想表演节目而不得；丈夫想写一篇「东德真实自杀人数调查」送去西德发表，这立马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把他标注为右派高危分子。
东德的「斯塔西」当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之一，曾拥有十多万谍战人员和九万余人的机关工作人员，以及邮件检查人员和电话窃听人员若干————东德拥有大概1800万人口，其中六百万人是「高危分子」，他们活在特工机构的监控当中。
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就有一个被监控。监控和被监控是这里的日常。
东德特工监听的时间越久，就越为了这对夫妻的美好生活而感到快乐————他逐渐单方面通过监听，和这对夫妇成为了灵魂上的好友，情不自禁的认同他们的观念。
剧作家夫妇计划从地下暗道逃亡西德，东德特工明明听到了，却也没有向上级报告，反而刻意毁掉录音带。在报告中写道「这对夫妇并不存在任何叛逃倾向」，而实际上东德特工已经开始数著指头算夫妇叛逃的时间。
随后————柏林围墙倒塌，德国再次统一————
和原作不一样的是，原作理所应当的认为剧作家在统一后获得了体面滋润，在新社会里找到了该有的地位，而余切版本里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太可能。
剧作家的创作手法和审美偏好，都是东德艺术体系训练出来的，离开了东德流亡作家的政治叙事，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在西德出人头地的作家。因此，当多年以后，剧作家和东德特工重逢的时候，两人惊讶的发现，他们并未在新时代里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是遭受到西德社会的异样眼光和歧视打压一他们是事实上的「高危分子」。
他们今天的生活，和当初幻想的西德公民生活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确不存在斯塔西，不存在那「六百万人」的高危分子，然而，整个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又何尝不是高危分子？西德六千多万人，像大号斯塔西一样，盯著他们的一言一行，使他们自我怀疑，自我矮化，自我羞辱，嘲讽，排挤，掠夺他们————这便是《窃听风暴》所真正想要展示出来的，那一面从未被推倒过的「柏林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