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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屠夫的妻子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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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码头回来之后,我连续两夜没有睡好。

周平蹲在草席边的样子反复出现在我梦里,他那双空洞的眼睛像两口枯井,井底没有水,只有沉积了十年的泥沙。我每次从梦里惊醒,都能闻到指尖残留的水腥味——不是河水的腥,是那种混着水草和淤泥的、溺死之人身上的味道。

秦楼以为我是被第二个案子难住了。“大人,那屠夫的案子卷宗很清楚,”他把一叠泛黄的纸放在我桌上,“永昌十四年正月,屠夫魏大勇酒后持刀伤人,致人重伤,当场被捕,人证物证俱在,他自己也画了押。判了十二年,已经关进去快两年了,没什么疑点。”

我翻了翻卷宗,确实如秦楼所说,案子简单得像一张白纸。魏大勇,城北菜市口屠户,三十四岁,酒后与邻摊鱼贩赵四发生口角,持剔骨刀刺伤赵四右腿,致其终身跛足。案发时正值早市,目击者不下二十人,根本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

可千冤镜不会无缘无故让我看这个案子。那夜镜中浮现的画面至今还在我脑子里烙着:一个女人的背影,蹲在井边洗衣,双手泡在冷水里搓得通红,身后三个孩子挤在一床破棉絮里,最小的那个一直在哭。画面最后定格在那双手上——红肿皲裂,血口子翻开,十个指头没有一个完好的。

那不是冤屈的手。那是认命的手。

“走吧。”我合上卷宗,换上便服,“去城北。”

秦楼愣了一下:“大人不穿官袍?”

“今天是去听人说话的,不是去审案的。”

城北的贫民巷我没少来,但每次来都觉得这里的空气比别处更沉,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风都吹不动。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人侧身而过,两旁的土墙上爬满了潮气洇出的青苔,墙根堆着不知谁家的破烂家什,散发出霉烂菜叶和馊水的酸味。

魏大勇的家在巷子最深处,一间歪歪扭扭的土坯房,门板上的裂缝能伸进一根手指,用破布塞着勉强挡风。我站在门口正要敲门,手还没抬起来,门就从里面拉开了。

一个女人端着一大盆湿衣服站在门口,差点撞在我身上。她反应很快,猛地往后退了一步,盆沿还是磕在了门框上,溅出几滴水。她下意识地把盆护在怀里,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警觉——不是害怕,是习惯性地防备。

“你们找谁?”

我打量了她一眼。三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头发用一根木簪子胡乱挽着,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不算瘦,但那种不瘦是干活干出来的结实,骨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

我注意到她的眼睛——眼眶发青,眼白里全是红血丝,但目光很平很稳,不躲闪,不讨好,就那么平平地看过来,像是在说:再坏的事我也见过了,你说吧。

“魏家娘子?”我问。

“是。”她把盆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大人是衙门的人?”

我没穿官袍,但她一眼就认出了我的身份。不是因为我的气势,而是因为像她这样的人,对“衙门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嗅觉——那是两年来不断去监牢送饭、递衣服、求狱卒通融磨练出来的直觉。

“我叫晏瓷,大理寺的人。”我从袖中取出腰牌给她看了一眼,“你丈夫的案子在重审名录里,我想问你几件事。”

她听到“重审”两个字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那道光只持续了一瞬间就灭了,像油灯燃尽前最后跳的那一下。她往旁边让了让:“大人请进。”

我弯腰进门,头差点撞在门框上。屋里比外面看起来更小,一张木板床占了半间屋子,床上堆着一床露出棉絮的旧被子,三个孩子挤在上面,大的约莫八九岁,是个女孩,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中间还夹着一个五六岁的丫头。三个孩子都瘦,胳膊细得像柴火棍,但脸上意外地干净——他们的母亲显然每天在洗别人家衣服的同时,也尽量把自己孩子的脸擦干净了。

屋里没有什么家具,墙角垒着几个破瓦罐,地上放着两盆还没洗的衣服,空气里弥漫着皂角和潮气的味道。唯一值钱的东西是灶台上那口铁锅,锅底已经薄得透光,但被擦得锃亮,显然是家里最被珍视的物件。

魏家娘子搬了个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凳子给我,自己站在一旁,双手交叠在身前,姿态和站法都带着一种长期在底层讨生活的人特有的规矩——既不是卑微,也不是抗拒,而是一种熟练的、不卑不亢的应对。

“大人想问什么?”她说话很干脆,没有多余的客套。

我没有绕弯子:“你丈夫的案子,你自己怎么看?”

她沉默了一会儿,转头看了一眼床上的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正在啃手指,被她姐姐轻轻拍开了。

“魏大勇是个浑人。”她开口时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喝了酒就管不住自己,这些年我没少挨他的打。那天早上他灌了半斤烧酒才出的摊,我就知道要出事。赵四那人嘴贱,故意拿话刺他,说他的猪肉注了水。魏大勇那个人最恨别人说他的肉不好,一刀就捅过去了。”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嘴角动了动,不是笑,是某种苦涩的抽搐。

“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赵四那条腿,是活该。但魏大勇动刀子,是该罚。”

我有些意外。来之前我设想过她的反应——要么哭诉丈夫冤枉,要么咒骂丈夫活该,要么求我帮忙减刑。可她什么都没做,只是用最平实的语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像是在陈述一道她自己已经算过无数遍的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添不减。

“你不觉得判重了?”我问。

“十二年不算重。”她摇摇头,语气笃定得不像一个囚犯的妻子,“他那一刀捅下去,赵四一辈子都是瘸子。赵四家里也有老婆孩子,他瘸了腿,出不了摊,一家人吃什么?将心比心,人家也是人。”

秦楼站在门口,听到这句话时忍不住看了她一眼。我在大理寺见过太多案犯的家属,有的是真心觉得冤枉,有的是明知不冤也要喊冤,还有的会跪在地上磕头痛哭求情——但魏家娘子哪一种都不是。她太清醒了,清醒得让人难受。

“那你觉得他该坐十二年牢?”

她没有立刻回答。屋里的光线很暗,她站在窗边唯一漏进来的一束光里,双手垂在身侧,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皂角渍。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像是怕吵醒什么东西。

“大人,我说他该罚,是真的。他伤了人,犯了法,关进去不冤。我不替他喊冤,也不求大人给他减刑。可大人——”她抬起眼睛看我,那双满是血丝的眼睛里终于浮上了一层水光,但她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伤了人,该罚。可这三个孩子没犯罪啊。”

她转身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大丫头的头发。那女孩从我们进门起就一声不吭,紧紧搂着弟弟妹妹,用一种超越年龄的警惕盯着我和秦楼。她的手很小,指节却和母亲一样粗大,显然已经开始帮着干活了。

“大的叫丫头,今年八岁,我给人洗衣裳的时候她在家带弟弟妹妹。小的叫宝儿,三岁,他爹关进去的时候他才一岁,连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魏家娘子的声音还是那么平,但每个字都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压得很扁,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爹坐牢,他们在街上走,别的孩子朝他们扔石子,骂他们是‘杀人的崽’。丫头去年冬天被隔壁巷子的胖小子打破了头,回来满脸是血,我问她为什么不还手,她说——”

她的声音终于抖了一下。

“她说,娘,我爹是坏人,我要是还手,别人就更要说我们是坏人了。”

床上的大丫头把头埋下去,下巴抵在弟弟的头顶上,两只眼睛从乱发后面死死地盯着地面。她没有哭,但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八岁的孩子。那种东西叫作“过早地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我握着卷宗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

“大人,您是有本事的人,我听说过大理寺晏大人的名号。”魏家娘子转过来面对我,站得很直,肩膀没有塌,下巴没有收,“您见过那么多案子,您能不能告诉我——”

她指了指床上那三个挤在一起的孩子。

“他们什么时候能抬起头?”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灶台那边传来水滴落下的声音,一滴一滴,砸在瓦罐里,每一声都像在给这个问题打拍子。

孩子什么时候能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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