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朝堂上的番薯论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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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奉天殿,已经能感觉到初夏的闷热。
但今天朝堂上的气氛,比天气更燥。
陈默坐在龙椅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官员。站在最前面的魏忠贤,眼观鼻鼻观心,仿佛老僧入定。而右班文臣队列里,明显分成了几团——以钱谦益为首的清流们面沉如水;户部尚书李起元低着头,手里捏着笏板;几个科道言官则跃跃欲试,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
“陛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涟率先出列,声音洪亮,“辽饷刻不容缓!建虏蠢动,辽东将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加征每亩三厘,已是权宜之下的最轻之策!若再拖延,恐边关生变,危及社稷!”
他是东林干将,向来以敢言着称。此刻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不少官员纷纷点头。
立刻有人反对。陕西道御史王绍徽出班:“陛下!陕西连年大旱,易子而食!再加征,是逼民为盗!届时内乱不止,又何谈御外?”
“王御史此言差矣!”工科给事中阮大铖反驳,“辽东乃九边之首,一旦有失,虏骑旬日可至京师!孰轻孰重?”
“轻重?”王绍徽冷笑,“辽东将士是陛下的子民,陕西灾民就不是?莫非边军是人,百姓就是草芥?”
争吵再起,比上次更烈。笏板挥舞,唾沫横飞,又成了那副熟悉的景象。
陈默静静听着,等他们吵到声嘶力竭,才轻轻敲了敲御案。
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停了。
“杨御史说,不加征,边军无饷。”陈默看向杨涟,“王御史说,加征,逼民为盗。你们说的,都有理。”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可朕想问,除了加征,就没别的法子了吗?国库的钱,除了加税,就没别的来处了吗?”
殿中一静。
户部尚书李起元硬着头皮出列:“陛下……国库岁入,主要便是田赋、盐课、茶马。近年天灾频仍,商路不畅,各项皆在减收……”
“减收?”陈默从御案上拿起一册刚刚由王承恩捧上来的账簿,“李尚书,朕这里倒有些数字。”
他翻开账簿,念道:“天启元年,宫中用度二十四万两。其中,光禄寺采办时鲜果品,一项开支三万七千两。朕查了市价,同样的东西,民间采购只需一半。”
光禄寺卿脸色一白。
“天启二年,承运库支出‘赏赐’十八万两。受赏者三百余人,人均近六百两。而同年,陕西一县全年赋税,不过四千两。”陈默抬眼,看向魏忠贤,“厂臣,这赏赐的名单和缘由,司礼监可有存档?”
魏忠贤躬身:“回皇爷,皆……皆有档。”
“好。”陈默合上账簿,“那朕再问,宫中二十四衙门,太监、宫女、工匠人等,总计近两万。每年俸禄、衣食、柴炭,又是多少?可有冗员?可有虚耗?”
无人应答。
“辽东军饷缺四十七万两。”陈默声音提高,“朕算了算,宫中用度,若俭省三成,可省七万两;各地矿监税使,若整顿贪墨、规范税额,岁入可增十万两;盐课茶马,若革除中间盘剥,直接招商,又可增十五万两。这就三十二万两了。”
他环视群臣:“剩下的十五万两,朕来想办法。”
钱谦益忍不住出列:“陛下!宫中用度关乎天家体面,岂可轻易削减?矿监税使乃祖制,盐茶专卖更是国之根本,岂能妄动?陛下所言,恐非治国正道!”
“正道?”陈默看向他,目光锐利,“钱先生,饿死人是正道?边军溃散是正道?国库空虚、却死守着‘体面’和‘祖制’不敢动,这就是先生读圣贤书读出来的‘正道’?”
钱谦益被噎得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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