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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公益律师的“新战场”与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守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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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月的办公桌抽屉里,锁着一叠厚厚的案卷,最上面那本的封皮写着“外卖员张强工伤维权案”。案卷扉页贴着一张照片:张强坐在轮椅上,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条,背后是他摔碎的电动车——那是他送餐时被货车撞倒后,唯一能证明自己“工作”的证据。“没合同、没社保,平台说我是‘合作方’,不算员工。”张强的话,像根细针,扎在江月心里。

作为公益律师,江月曾帮农民工讨过薪、为独居老人争过继承权,可最近半年,来找她的人变了:穿蓝色工装的外卖员、拎着手机支架的主播、贴着“网约车司机”标识的师傅。他们大多带着同样的困惑:“我们算工人吗?出了事没人管怎么办?”江月渐渐发现,随着外卖、直播、网约车这些新业态兴起,越来越多劳动者陷入了“权益真空”——他们每天奔波在城市里,却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权时连“证明自己在工作”都成了难题。

“得专门为他们做点什么。”江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律所的同事,一周后,“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小组”正式成立。小组办公室设在律所旁边的小房间里,墙上贴着“免费咨询”的海报,桌上放着打印好的《劳动关系认定指南》。第一天开门,就来了个扎着高马尾的姑娘,手里捏着一张解约通知书,眼圈红红的:“我是主播小田,公司欠我三个月工资,说我‘数据不达标’,一分钱都不给。”

江月接过通知书,上面写着“合作协议终止”,却没提工资结算的事。“你有考勤记录吗?或者公司要求你直播的聊天记录?”江月问。小田点点头,掏出手机,里面存着每天直播到凌晨的截图,还有运营催她“加播一小时”的消息。“这些都能当证据。”江月帮小田整理材料时,发现她连“合作协议”和“劳动合同”都分不清——公司当初说“签这个更自由”,她就稀里糊涂地签了,没想着要社保,更没留备份。

接下来的半个月,江月带着小田跑劳动监察大队、调直播后台数据,一次次和公司协商。有次公司负责人不耐烦地说:“主播都是个体户,哪有什么工资?”江月拿出小田的直播排班表和业绩提成记录,声音坚定:“她每天按公司要求直播,接受公司管理,本质就是劳动关系,工资必须给。”最终,公司不仅补发了小田的工资,还赔偿了她的经济损失。

拿到钱那天,小田特意来小组办公室,手里提着一兜水果:“江律师,要是没有你,我这钱就打水漂了。”她顿了顿,又说,“我想加入你们,我知道很多主播都跟我一样,不懂怎么保护自己,我想帮他们。”从那以后,小田成了小组的“志愿者”——她在主播群里分享自己的经历,教大家“签合同要拍照留底”“直播记录别删”,还帮江月整理主播们的咨询问题,成了新业态劳动者和律师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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