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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边界之外的代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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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我每次报警,张强都会在警察走后变本加厉地打我,他说‘你是警员又怎么样?我只要说你精神有问题,就能让你脱了这身警服’。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还威胁要去我老家闹 —— 我除了忍,还能怎么办?”

尚希海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想起自己之前对梅令姿的印象 —— 总是最早到办公室,最晚离开,案卷整理得一丝不苟,却很少提及家里的事。现在想来,那些看似 “敬业” 的表现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

“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你杀人的理由。” 尚希海的语气重新变得坚定,“你清楚法律对正当防卫的规定,也知道不法侵害终止后不能再实施加害。你捆绑张强后,他已经没有能力伤害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捅刀?”

梅令姿的眼神暗了下来,沉默了很久才说:“那天晚上,他喝醉了,拿着啤酒瓶砸我的头,说‘这次一定要打死你,省得你再想着离婚’。我捆住他之后,看着他躺在地上骂我,那些年他打我的画面突然都涌了上来 —— 我想起我妈因为担心我偷偷掉眼泪,想起我因为身上的伤不敢穿短袖,想起我每次加班到半夜,都怕回家看到他的脸……”

她的声音越来越激动,双手紧紧攥成拳头:“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 只要他死了,我就能解脱了。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控制不住…… 我宁愿坐牢,也不想再被他折磨了。”

这番话,彻底打破了尚希海心里最后一丝侥幸。梅令姿的供述,清晰地证明了她的主观故意性 —— 她不是误判了侵害的持续性,而是在侵害终止后,主动选择了 “以杀求解脱”。

晚上七点,张亦萍、尚希海、小林和王检察官在会议室召开案件研讨会。桌上摊满了证据材料,从尸检报告到技术鉴定,从报警记录到心理咨询档案,每一份文件都像一块砖石,搭建起案件的法律框架。

“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梅令姿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王检察官率先发言,手指在法律条文上划着,“根据《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本案中,张强在被捆绑后,已失去侵害能力,不法侵害客观上已经终止。梅令姿在此时实施加害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但梅令姿的长期家暴受害者身份,是否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小林忍不住问,“她的行为虽然超出了正当防卫边界,但确实是在长期压迫下的情绪爆发,和普通的故意杀人有区别。”

张亦萍点头认同:“尸检和技术证据只能证明行为性质,却无法完全体现行为背后的诱因。我们在后续的补充侦查中,需要收集更多梅令姿遭受家暴的客观证据,比如医院的就诊记录、邻居的证言、张强的家暴前科,这些都能为法院量刑提供参考。”

尚希海拿出一份新整理的证据清单:“我已经安排人去梅令姿老家调取她父母的证言,还有她之前就诊的医院,也联系好了调取病历。另外,张强的同事反映,他在单位也有暴力倾向,曾因琐事殴打同事,这也能从侧面印证他的家暴行为具有持续性。”

王检察官看着清单,语气缓和了一些:“这些证据很重要。虽然梅令姿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但长期家暴作为诱因,在量刑时会被酌情考虑。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证据补充完整,确保庭审时,既能准确认定犯罪事实,也能客观呈现案件的背景,让判决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也能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晚上九点,会议室的灯依旧亮着。张亦萍看着桌上的证据链图谱,突然想起梅令姿警服上的肩章 —— 那枚象征着责任与正义的标志,此刻却成了讽刺。作为警员,梅令姿本应是法律的守护者,可最终却因为自己的行为,站到了法律的对立面。

小林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把最后一份邻居证言放进案卷:“有个住在梅令姿楼下的老人说,经常听到他们家吵架,有时候半夜能听到东西摔碎的声音和女人的哭声,但没人敢上去劝 —— 张强每次吵架都会大声喊‘再劝就对你们不客气’。”

张亦萍接过证言,上面写着老人的签名和手印,字迹颤抖,却透着真实的恐惧。她想起自己之前办理的家暴案件,很多受害者都像梅令姿一样,在恐惧和羞耻中沉默,直到最后情绪失控,做出无法挽回的事。

“小林,明天我们去一趟梅令姿之前就诊的医院。” 张亦萍突然说,“重点调取她的伤情鉴定报告,尤其是 2023 年那次 —— 出警记录里提到她当时手臂骨折,很可能是张强家暴造成的,这能作为长期家暴的关键证据。”

尚希海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看着窗外的夜色:“我明天去市局政治部,汇报案件的最新进展。虽然梅令姿是警员,但我们不能搞特殊化,必须依法办理,这既是对法律负责,也是对她本人负责。”

会议结束后,张亦萍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想起下午在技术科看到的纤维图谱 —— 那些细小的纤维,原本是警服上不起眼的一部分,却成了证明梅令姿主动加害的关键证据。这让她突然意识到,法律的边界从来都不是模糊的,它就藏在每一个细微的证据里,藏在每一次理性的判断中,无论谁试图跨越,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第二天早上八点,张亦萍和小林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案室。工作人员调出梅令姿的就诊记录,2023 年 5 月 12 日的急诊病历上,清晰地写着 “左手臂尺骨骨折,伴多处软组织挫伤,符合外力击打特征”,医生的诊断意见栏里,还备注了 “建议报警处理”,但梅令姿当时拒绝了,在病历上签了 “自愿放弃报警,自行承担后果”。

“张法医,我们当时也觉得不对劲。” 病案室的老医生回忆道,“梅令姿来就诊时,手臂肿得很厉害,还戴着警帽,一直低着头,说话声音很小。我们问她怎么弄的,她只说是‘训练时不小心摔的’,但骨折的位置和角度,根本不是训练摔伤能造成的。”

张亦萍看着病历上的签名,梅令姿的字迹工整,却透着一丝无力 —— 她当时明明知道自己的伤是家暴造成的,却因为种种顾虑,选择了隐瞒。这份隐瞒,像一根刺,最终在一年后,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上午十点,尚希海从市局政治部回来,脸色沉重却坚定:“局里同意我们的办案思路,强调要依法办理,不搞特殊化。同时,也会联系妇联,为梅令姿的家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 毕竟,他们也是家暴的受害者。”

张亦萍点了点头,心里稍微松了口气。虽然案件的性质已经明确,但她还是希望,在法律的框架内,能给梅令姿一个相对公正的判决 —— 既让她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能让她感受到,司法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她曾经遭受的痛苦。

中午十二点,技术科传来最后一份补充鉴定报告:毛巾上提取的张强表皮细胞,经过 Y 染色体分型检测,确认与张强的 DNA 完全一致;同时,在毛巾的纤维缝隙里,还发现了微量的酒精成分,浓度与张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基本吻合,证明捆绑行为确实发生在张强重度醉酒期间。

“证据链彻底完整了。” 张亦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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