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泰安城里，三方暗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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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39年，6月初。泰安县城，如家老宅。

警察营进驻泰安已经半个多月。如家老宅的修缮工作进展比预想的快，正屋的屋顶换了新瓦，院墙的缺口用青砖补上，门楼重新立了起来，门楣上挂回了那块光绪年间的“如府”旧匾。门前的石狮子缺的那只耳朵，吴振山让人用石头补了一块，虽然不太像，但好歹是立住了。老宅后面的空地上搭了马棚和训练场，每天早上士兵们在训练场上出操，喊号子的声音从院墙里传出去，在城北的街巷里回荡。

城北的居民起初只是远远地看着，后来有几家胆子大的，把自家种的菜和粮食挑到老宅门口卖，吴振山让伙房按市价收下，不赊不欠。日子久了，城北的街面上渐渐多了些人气，老宅门口的石阶被卖菜的、送水的、修鞋的踩得光亮。一个卖豆腐的老汉每天清早挑着担子从老宅门前过，担子一头是豆腐，一头是豆浆，豆浆桶上盖着一块白布，掀开布时热气腾腾。警察营的伙房每天从老汉那里买两桶豆浆，老汉收了钱，挑着担子继续往城南走，走到日军营房门口时脚步放轻，走到伪军据点门口时脚步放快。

日军小队在城东的旧营房里，与老宅隔着三条街。日军小队长姓山田，是个矮个子，脸上有麻子，平日里很少出营房，偶尔带着两个士兵到城东的街上走一圈，查查商铺的“良民证”，收收“治安费”。山田走过街面时，街上的行人会往两边让，铺子里的伙计会低下头，没有人跟他搭话。山田也不跟人搭话，走完一圈就回营房。伪军团长姓刘，叫刘德贵，泰安本地人，早年在奉系干过，后来投了日军，手底下有一千多号人，分驻在城南和城西的几个据点里。刘德贵比山田活络得多，日军不大管伪军的事，刘德贵在泰安县城的街面上说话比山田还管用。城南的粮行、布庄、药铺，每个月都要向伪军交一笔“治安费”，交得起的继续开门，交不起的卷铺盖走人。

警察营进驻之后，泰安县城里就形成了三方并存的局面：城东是日军小队，城南和城西是伪军，城北是警察营。三方的势力范围大体上分得清楚，但街面上的事情不是划了线就能分清的。城北的菜市场在警察营的防区边上，但城东的日军和城南的伪军也常来买菜。城中的粮行、布庄、药铺集中在南北大街两侧，三方的士兵都会光顾。有时候警察营的士兵和伪军的士兵在同一个铺子里买烟，互相看一眼，各自付钱，各自走开。铺子里的掌柜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柜台关内产的，日军来了拿东瀛产的。

6月初的一天，城北的菜市场上出了一件事。伪军的一个班长带着两个兵到菜市场买鸡，看中了一个老农挑着的两只母鸡，问了价钱，嫌贵，把鸡提起来就走，只扔下几张不值钱的日伪票。老农追了几步，被伪军班长推了一把，摔在地上，膝盖磕破了皮，坐在地上哭。市场上的人围了一圈，没人敢上前。警察营的一个巡逻队正好路过，带队的排长姓李，二十七八岁，东北军旧部出身，在哈尔滨警察厅干过三年。李排长问清了缘由，让伪军班长把鸡还给老农，按市价付钱。伪军班长不肯，说鸡是刘团长要的，有本事去找刘团长。李排长没跟他吵，让两个警察把伪军班长的枪下了，人扣在菜市场旁边的茶棚里，派人去请刘德贵来领人。

刘德贵没有亲自来。他派了一个副官到茶棚，把伪军班长领了回去，鸡钱补给了老农，但临走时撂了一句话：“城北的事，警察营管得宽了。”

李排长把这件事报告给吴振山。吴振山听完之后，在营部里坐了一会儿，让李排长把菜市场的巡逻班次加密，从每天两趟改成四趟，另外在菜市场旁边设了一个固定岗亭，一个班驻守。吴振山对李排长说了一句：“城北的治安是警察营的事。伪军到城北来买菜可以，但不能在城北的地界上欺负老百姓。下次再有这种事，连人带枪一起扣，让刘德贵亲自来领。”

同一天下午，日军小队长山田带着两个士兵到城北的街上走了一趟。山田在如家老宅门口停了一会儿，往院子里看了一眼，看见警察营的士兵在训练场上出操，队形整齐，枪上的刺刀在日光中泛着冷光。山田没有进门，也没有跟门岗的警察说话，站了一会儿就走了。门岗的警察把这件事报告给吴振山。吴振山在营部里坐了一会儿，让门岗加了一个哨位，白天一个班，夜间一个班，确保老宅门口日夜有人值守。

6月中旬，伪军团长刘德贵派人给吴振山送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不长，大意是：警察营进驻泰安之后，城北的治安由警察营负责，城南和城西的治安由伪军负责，双方各守其土，互不干涉。城中的南北大街是双方共同的地界，希望双方各让一步，不要在街面上发生冲突。信末加了一句：“刘某人久仰北疆军威，愿与贵部井水不犯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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