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门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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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学会了看人要价。这是个精细活，比副食店称糖果难多了，称糖果是死的，看人是活的。
穿西装打领带夹着公文包的，这种人最好说话。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工资高，花钱不太计较。同样的路程，跟这种人可以多要两三块。但也不能太离谱，太离谱人家也翻脸，有一回他张口要了十五，那人冷笑一声扭头叫了另一辆车，杜群白白蹲了一个钟头。
穿花衬衫戴金链子、身边搂着女人的，这种人更好说话。他们最怕在女人面前显得小气，你报个价他眼皮都不眨一下就上车。但得分时候——散场的时候大方，来的时候不行。来的时候他们赶着进场，心情好归好，但觉得时间不紧，不急。
最不好伺候的是那些喝得半醉不醉的。有的人上了车就开始叨叨，有人叨叨生意上的事，有人叨叨跟媳妇吵架的事，叨着叨着就在车上睡着了，到了地方怎么叫都叫不醒。有一回杜群拉了个喝醉的，到了地方那人躺在车斗里打呼噜，怎么拍都不醒，他只好把三轮车停在路边，蹲在旁边等了半个钟头，等那人自己醒过来。那人醒了之后迷迷糊糊地掏了十块钱给他，说了句“师傅辛苦了”，然后晃晃悠悠地上楼了。杜群攥着那十块钱，心想这钱挣得比搬瓷砖还累。
还有一次，他拉了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上车的时候还清醒，走到半路忽然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一个叫“陈建国”的男人，骂他负心汉，骂他挨千刀的，骂到最后抱着杜群车斗的扶手吐了一地。杜群把车停在路边，去街边的小卖部买了瓶矿泉水递给她，又拿车上备着的抹布擦了车斗。女人吐完了清醒了些，到了地方给了他二十块钱，说了句“你是好人”，然后踉踉跄跄地上楼了。杜群看着手里那张二十块的纸币，又看看车斗里还没擦干净的呕吐物，苦笑了一下，把抹布拧了拧继续干活。
但最难的不是这些。最难的，是跟同行抢客。
歌舞厅门口就那么几个位置，谁站C位谁先拉到客。杜群刚开始不懂规矩，把车停在正门口，被一个膀大腰圆的车夫堵住，那人的胳膊比他大腿还粗，站在他车前头，也不说话，就那么杵着。杜群跟他理论，那人只用一根手指头戳了戳他的车灯：“新来的吧？懂不懂先来后到？这门口的位置，是我老周的。”杜群没吭声，把车往后挪了十米。
后来他发现，被排挤的不只他一个。有人比他来得还晚，干脆把车停在更远的巷子口，结果有个喝醉的人嫌门口车夫要价高，赌气走到巷口自己找车，刚好便宜了那个人。杜群看在眼里，心里多了一个心眼——不是所有肉都长在砧板上。他还发现有个同行专门在散场前半小时堵在后门，那地方不起眼，但偶尔有不想走正门被人看见的人从后门溜出来，一出来就叫他的车。杜群试过两回，确实有收获，但概率不高，后门太冷清，有时候蹲一晚上蹲不到一个人。
嘴也练出来了。
头几天他张不开嘴，问价钱的时候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似的。现在已经能大大方方地跟人讨价还价了。“老板您去哪儿？十块，保准比他们稳当。”“大姐您坐好，慢点，有坎儿我绕一下。”这些话一开始说得别扭，说多了就顺溜了，顺溜到最后他自己都分不清是真的热情还是生意经。他甚至还学会了根据不同的人换不同的称呼——中年男人叫“老板”，年轻小伙子叫“哥”，女人统一叫“大姐”，碰到年纪大的叫“叔叔阿姨”。这种称呼的变化看起来不起眼，但管用。叫对了称呼，人家脸色都不一样。
这天晚上，杜群拉了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那人上了车，报了个地址，就靠在车斗里不说话了。杜群蹬着车穿过大半个城，拐进一条黑漆漆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壁上爬满了黑乎乎的油烟渍，墙角堆着废弃的泡沫箱和破家具。车到地方的时候，那人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的票子递过来。
杜群翻了翻腰包：“老板，我这找不开……”
“不用找了。”那人摆了摆手，转身往楼里走。
“老板，这太多了……”
那人头也不回地说了句：“你们蹬三轮的也不容易。拿着吧。”
杜群站在楼下，捏着那张五十块的钞票，路灯黄黄地照在他身上，把他和那辆深绿色的旧三轮车一起笼在光里。五十块——差不多是他刚开张那会儿一个礼拜才能挣到的数。他把钱仔细地对折了两下，塞进裤兜最深的那个口袋里，又用手在外面按了按。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赵云强还没睡，坐在床上用旧报纸糊墙。墙上有一道裂缝，冬天的风从缝里灌进来，冷飕飕的，他拿浆糊把报纸一层一层往上贴。刘娟侧身靠在床头上，肚子已经很大了，呼吸有些沉。
杜群把今天挣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一张一张摊在折叠桌上。皱巴巴的纸币，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一块的，还有几个钢镚。他数了数，又数了一遍，抬起头看着赵云强。
“多少？”赵云强放下浆糊刷子。
“三十八块五。”
赵云强吹了个口哨：“可以啊！快赶上我卖鱼了！”
杜群把钱收好，拿皮筋捆成一卷。他把那卷钱和枕头底下的欠条放在一起，然后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巷子。远处歌舞厅的霓虹灯已经灭了，街上只剩下几盏昏黄的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路面和几片被风吹得打转的梧桐叶。
“歌舞厅门口那地方不错。”他像是自言自语，“明天换个歌舞厅试试。”他转过身来，从窗台上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又说了句，“城西那边还有几家，据说比这边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