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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8章 最高棋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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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武德皇帝此番安排,看似人员调动繁杂,实则是一盘脉络清晰、制衡精妙的棋局,将朝堂上围绕三位成年皇子的角力,巧妙地平移并控制在了北伐之战的大框架下,且始终将最终的主导权紧紧攥在自己手中。

首先,武德皇帝对太子一系分而用之,既予且制。

俞伯陵是太子系的定海神针,德高望重,精通政务,留其辅佐太子监国,既能确保后方政务平稳运行,给予太子实际锻炼和展现能力的机会,又因其是文臣,主要影响力在政务系统,对军权涉足不深,避免了太子在京畿军权上坐大。

而将太子系的武将代表长乐侯郑秉泰带离京师,既削弱了太子在京的直接军事臂助,防止其有异动可能,又将太子势力引入了北伐前线,让其有机会在战争中建立功勋或承担责任,其表现好坏,直接关系到太子系的荣辱。

武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分割太子势力,文武臂助一留一带,使其难以形成稳固的小朝廷,必须仰赖皇帝的安排和前线战事的进展。

其次就是对三皇子一系既抬又压,双重保险。

让三皇子参与辅政,是给予了其仅次于太子的政治地位和曝光度,鼓励其政务能力。

同时,将其铁杆支持者、掌握实际兵权的平远侯司马韬留在京师掌握部分军权,这看似是赋予三皇子系重大权柄,实则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这确实增强了三皇子在京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司马韬也成了悬在太子头顶的一把剑,形成对监国太子的强力制衡,迫使太子行事必须更加谨慎公允。

而司马韬本人及其军队,也处于皇帝遥制之中,且其家人、根基多在帝都可为牵制。

另外将三皇子系的文官首领秦明礼带在身边,一石多鸟。

其一,可随时咨询政务文翰;

其二,使其远离京师权力漩涡,减少其直接干预三皇子辅政和司马韬用兵的可能;

其三,用地位更高的清贵文官秦明礼来牵制郑秉泰,再合适不过,避免了郑秉泰在随驾人员中独大。

再就是对大皇子一系既倚重又防范。

让皇长子李恒诚担任北伐最关键的前线总指挥,统领重兵,这是对其能力的最大信任和倚重,也是给予这位常年戍边的皇子积累不世军功的绝佳机会。

然而,将其亲舅舅、前封疆大吏韦克俭带在御前作为“军机大臣”随行,用意极深。

这既是对大皇子的一种荣耀,更是一种无形的牵制。

韦克俭在御前,既是大皇子了解圣意的特殊渠道,某种意义上也是皇帝握在手中的一张牌,维系着对前线统帅的微妙影响力和控制力,确保李恒诚的军事行动完全符合皇帝的总体战略,不至脱离掌控。

大皇子获得了实权与建功立业的平台,但其后方至亲在御前,使其在享有巨大自主权的同时,也必须时刻虑及舅舅的处境与皇帝的意图,忠诚与执行力受到双重约束。

......

武德皇帝本人,则居于这套精妙制衡体系的中心。

他将各派系的关键人物或留在后方互相盯防,或带在身边互相制约,或将至亲置于身边形成软约束。

所有势力都被卷入北伐这架庞大的战车,他们的利益、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与战争的胜负和皇帝紧密绑定。

如此一来,太子与三皇子互相牵制,京营军权被置于可被监控的平衡中,难以掀起大浪。

随驾重臣派系分明,互相监督,皇帝耳聪目明。前线统帅大皇子虽有重权,但有至亲在御前为质为桥,忠诚可期。

北伐过程本身,成了考核三位皇子及其派系能力、忠诚、协调性的终极考场。

太子治国、三皇子辅政、大皇子作战,各有舞台,也各有制约,表现优劣,皇帝一目了然。

无论北伐胜败如何,朝中各方势力都难以趁皇帝离京而做大,因为他们的核心利益代表或被带离,或被置于对手的制衡下,或留在皇帝可直接影响的范围。

将复杂的朝堂斗争化为驱动北伐战车的动力。这堪称帝王心术的经典运用,

武德皇帝,始终是那个冷眼旁边俯视全局的最高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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