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童工法》（2/2）

远在京城的赵棫，自然也看到了各地传来的报刊，通篇瀏览过后，神色平淡无波，既未点头讚许，也未出言斥责，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朝堂诸位相公尚且未曾急著表態，他身为君主，又何须急於定夺，只管静观其变便是。

那么远在澳洲的诸位相公，面对这般乱象，究竟是急还是不急

实则是有人心急如焚，有人泰然自若。

以许修远为首的一派官员，整日愁眉不展，为劳力缺口焦头烂额；而沈倦舟一派，却始终淡定从容，丝毫不见慌乱。

澳洲用工成本暴涨，受衝击最大的便是道学一派，毕竟道学的根基，大半依託於工厂实业。

可转念一想，支持道学的势力並非只有工厂主，大批商贾也位列其中，工厂与商贾皆是道学依仗的力量，如同手心手背，无论偏袒哪一方，损害哪一方的利益，都绝非明智之举。

反观儒学一派，却是个个喜笑顏开、得意不已。

支持儒学的势力，大多是各地种植园主，奴隶驯化后价格走高，短期內反倒能让种植园主获利颇丰，可谓是天降利好。

更何况，儒学倡导的华夷之辩、忠孝礼义，恰好契合种植园主的心思，他们借著这套说辞，牢牢把控著奴隶的忠心，整日宣扬身为大宋子民要誓死效忠官家，身为奴隶便要誓死效忠种植园主，牢牢攥紧了手中的劳力掌控权。

道学官员们见状，不愿坐以待毙，索性另闢蹊径，不再纠结於大运河修筑的对错——毕竟运河工程本就是他们当初一手赞同推行的，此刻反悔反对，无异於自打耳光，落得个出尔反尔的骂名。

以许修远为首的工部、户部官员，经过一番商议，联名向朝堂提请，擬定推行《童工法》，试图以此破解劳力短缺的困局。

在道学官员看来，工厂缺劳力並非无解难题，只要妥善照料外籍劳工的子嗣，保障孩童的成长存活率，待孩童长大便能补足劳力缺口，长远来看既能缓解当下困局，又能规整劳工秩序，可谓一举两得。

彼时的东宋，工业革命浪潮正轰轰烈烈，机器轰鸣遍布城乡，可隨之而来的童工问题，也愈发触目惊心，沦为社会顽疾。

无数纺织厂、手工作坊內，年仅五六岁的外籍幼童，本该是嬉闹无忧的年纪，却被迫在昏暗潮湿、危机四伏的作坊內劳作，每日做工时长竟长达八个时辰以上，瘦小的身躯穿梭在冰冷的机器之间，稍有不慎便会被机器所伤，身心皆遭受著难以逆转的摧残，惨状令人不忍直视。

此番出台的《童工法》，明確划定规矩：严禁僱佣九岁以下的幼童劳作；九岁至十三岁的孩童，每日劳作时长不得超过五个时辰，每周累计不得超过二十四个时辰；十三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每日劳作时长不得超过六个时辰，每周累计不得超过三十五个时辰；同时严令禁止任何作坊、工厂僱佣童工从事夜间劳作，违者严惩不贷。

这套法度贴合儒家仁善道德的核心理念，即便儒学官员心有顾虑，也不便出言反对，生怕被扣上违背仁德、苛待孩童的骂名。

於是，《童工法》未经过多波折，便顺利经由朝堂审议，正式颁行天下，推行至全国各地。

消息传到澳洲，一眾工厂主彻底傻眼，个个呆立当场，满脸都是茫然与不解。

他们本想著借著舆论施压，压低奴隶价格、叫停大运河工程，捞到实打实的好处，可到头来好处没见著，反倒又多了一层童工用工限制，如同被狠狠打了两闷棍，有苦说不出。

他们哪里知晓，道学士大夫们本是想著藉此法度帮扶工厂主，化解劳力困局，如今工厂主们非但不领情，反倒满腹怨言，当即惹得道学官员心生不悦，索性不再姑息，祭出重拳严加管束。

事实也印证了，最狠的整治往往来自自己人，若是这套法度由儒学官员推动，工厂主们定然会炸毛反抗，闹得沸沸扬扬；可偏偏此法是支持他们的道学官员推出，於情於理都无从辩驳，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

无奈之下，工厂主们只能关上府门，扎堆前往道学官员府邸诉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难处，祈求放宽法度。

道学官员们耐著性子听完，温声安抚几句，看著工厂主们愁容稍减，便沉声开口，勒令他们速速返回工厂，谨遵法度行事，不得有违。

工厂主们走在归途，满心都是无奈，纷纷感嘆还是为官掌权好。

虽说开工厂利润丰厚，在商业繁盛的东宋，日子过得奢靡享乐，锦衣玉食、僕从成群，可终究比不过朝堂官员手握权柄、一言九鼎，即便身处困局，也能轻鬆拿捏局面。

虽说《童工法》未能彻底根除童工乱象，无法做到一劳永逸，但其確立的最低就业年龄、工时限制、官府监察三大核心准则，如同三根支柱，为后世歷代劳动法令、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了根基。

这部法度，是东宋从自由放任的商业社会，迈向福利维稳的治理新格局的重要里程碑，后世史书对其评价极高，讚誉其为仁政典范、法度先河。

就连牵头推行此法、素来以“算卦”理政闻名的许修远，也因此举收穫了极佳的风评，被百姓称颂为体恤民情、深谋远虑的贤明相公，青史留名，讚誉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