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1章 刘建国的“落网”：被中央纪委“带走调查”（2/2）

走到楼门口时，三辆黑色轿车已经无声地停在那里。没有警灯，没有声响。

上车前，刘建国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七号楼，又看了看远处那片蔚蓝的海。

阳光刺眼，海风带着咸腥味。

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片海了。

车子发动，驶离疗养院。经过海滨公路时，刘建国一直看着窗外。阳光下的北戴河，红顶别墅掩映在绿树中，沙滩上有零星散步的老人和孩子，平静，安宁。

“建国同志，”坐在副驾驶的李明哲忽然开口，没有回头，“有什么想说的吗？”

刘建国收回目光，看向车内后视镜里李明哲的侧脸。

“明哲书记，”他用了旧时的称呼，“当年在党校，你是我们组理论学得最好的。我记得你写过一篇论文，叫《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底线思维》。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底线一旦突破，就是万丈深渊。’”

李明哲没有说话，等着他说下去。

“我当时觉得你太书生气了。”刘建国笑了笑，笑容里有些许自嘲，“底线？在那个时候，在那种位置上，底线是奢侈品。你要前进，要上去，要完成上面交代的‘发展任务’，要‘顾全大局’……哪一样不比底线重要？”

车子驶上高速，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

“我第一次收钱，是三十年前，在一个贫困县当县长。”刘建国看着窗外，像是在自言自语，“省里一个老领导介绍来的港商，要投资建厂。项目成了，能给县里解决几千个就业岗位。那个港商私下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辛苦费’。我推了三次，最后他说：‘刘县长，你不收，这钱我也送不出去，项目可能就得再‘研究研究’。县里几万人等着吃饭呢。’”

他顿了顿：“我收了。十万块。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不到三百。收的时候手都在抖，晚上睡不着，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这身衣服。”

“后来呢？”李明哲问。

“后来？”刘建国眼神空洞，“后来就习惯了。钱，字画，古董，房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安全’。再后来，不只是收，也开始帮着‘安排’。帮人跑项目，帮人‘打招呼’，帮人‘平事’。手里的权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越滚越脏。”

他转过头，看向李明哲：“明哲书记，你说，是我先变坏的，还是这个位置先把我变坏的？”

李明哲沉默了片刻：“位置没有善恶，人有。”

刘建国笑了，点点头：“是啊，人有。所以，罪在我。”

车内陷入沉默。只有引擎的低鸣。

过了很久，刘建国再次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陈国华……是我害死的。”

李明哲的身体几不可查地绷紧了一瞬。

“十二年前，他查的那个案子，牵涉到很多人，包括……当时对我有提携之恩的老领导。”刘建国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回忆，“老领导发了话，说‘这个陈国华，太不懂规矩，得让他知道知道轻重’。

他睁开眼睛，眼里有血丝：“办法很简单——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史。我们安排人，在他常用的降压药里，掺了点东西。剂量很小，但长期服用，会慢慢损害心肌。然后，在他连续熬夜办案的某个凌晨，‘突发心梗’。”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叙述别人的事。

“他死后，案子不了了之。老领导很满意，说我‘懂事’。第二年，我就调进了省里。”

李明哲的手，在身侧缓缓握紧。但他依然没有回头。

“那个老领导，就是赵……”刘建国说到一半，突然停住。

他意识到，有些名字，是不能说出口的。说了，可能连这最后的“体面”都没有了。

“算了。”他摆摆手，重新看向窗外，“都过去了。陈国华死了，我现在也要进去了。一报还一报。”

车子驶入北京城区。繁华的街景，熙攘的人流，与车内死寂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建国同志，”李明哲终于转过身，目光复杂地看着他，“到了这一步，你还有什么要求？”

刘建国想了想：“我想见见陈阳。陈国华的儿子。”

“为什么？”

“有些话，想当面说。”刘建国说，“关于他父亲，也关于……他正在查的事。”

李明哲沉吟片刻：“我需要请示。”

车队没有驶向中央纪委的办案点，而是开进了西郊一个不起眼的院落。高墙，电网，森严的门禁。

下车时，刘建国再次整理了一下衣襟，挺直腰板。

在走进那扇沉重的铁门前，他最后看了一眼天空。

北京秋天的天空，很高，很蓝。

像他刚参加工作那年，在日记本里写下的：“愿以此身，许给这朗朗乾坤。”

多讽刺啊。

铁门在身后缓缓关闭。

隔绝了阳光，也隔绝了他过去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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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时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简短通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某省委员会原副主席刘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通报只有一行字。

但在这个国家的权力体系中，却像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

无数电话在秘密线路中响起，无数人彻夜难眠。

而风暴的中心，那座西郊院落的一个房间里，刘建国坐在简单的木板床上，等待着与陈阳的会面。

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也等待着，揭开更多秘密的序幕。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张大网上，被首先扯断的线。

但线的断裂，往往意味着，

整张网的崩塌，

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