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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张元和导演系同学王xiǎo帅策划了剧本，在尝试购买厂标未果后，在未经剧本审查的情况下，向一家si营企业筹集摄制经费拍摄了电影妈妈。直到影片全部摄制完成，他们才向西安电影制片厂购到厂标，并由西影厂送审发行。这部电影以一个母亲及其弱智儿的苦难经历为主要故事线索，剧情晦涩，根本谈不上好看；但从另一个侧面，评论界认为它是新一代电影人的“艺术宣言”因为儿这个角sè显然具有某种隐语意味――评论界认为影片具有直指“第五代”的“弑父jg神”――在当时，面对来自“第五代”强大的美学压力和现实处境的双重压力，第六代导演开篇便以独特的密码书写这样一则寓言，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的确，妈妈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多过于电影本身的隐喻含义，因此往往令慕名前来的人感到失望，但在当时，它的问世确实也给在困境中绝望挣扎的同代人以新的希望和启示。随后，张元又再次另辟蹊径，给同辈电影人指向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尽管妈妈的国内发行很成问题，首发只获得六个拷贝的订数；但第一次，在未经任何官方认可与手续的情况下，张元带着妈妈前往法国南特，并在电影节上获评委会奖与公众大奖。随后，他带着这部电影开始在数十个国际电影节上参展、参赛，以这种方式，张元成为了继陈凯歌、张艺谋之後，又一个为西方所知晓的中国导演。

妈妈之后，张元又拍摄了北京咋种，王xiǎo帅则在同年自筹资金拍摄冬chun的日，与此同时何建军摄制了悬恋然后是邮差时间，独立制片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中的一股潜流，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得以的地下时期

“当独立电影人的作品在欧美电影节上频繁制造中国热点时，一种回应是：中国电影代表团和中国制片体制内制作的电影作品拒绝或被禁止出席任何有独立制片作品参赛、参展的国际电影节。于是，一种复杂、微妙而充满张力的情形开始出现在不同的国际电影节之上。作为一个高cháo，是第五代主将田壮壮未获审查通过的影片蓝风筝的参赛以及北京咋种的参展，使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到达东京之后，被禁止出席任何有关活动。”

1993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对电影蓝风筝田壮壮、北京咋种、流àng北京吴文光、我毕业了王光利、停机1993年张元的一地jiáo因为北京咋种一片又si自参加日本东京电影节，引起官方的极大愤怒，上级主管部én发下“紧拍令”，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关于这次“下马”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张元的妻宁岱的纪录片停机原名是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里有所记录。、冬chun的日王xiǎo帅、悬恋何建军七部影片导演的禁令。

参加电影节

独立制片方式下的电影难以被国内体制容纳，审查无法通过，拷贝卖不出去，独立导演们于是纷纷效法张元，走向国际电影节，以求突围。而这一原本是不得已“集体行为”，在得到西方世界的默许和鼓励之后，反而变成当时大多数“地下电影”获得生存和认可的“唯一途径”。此后，张元的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王xiǎo帅冬chun的日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胡雪杨的留守nv士1993年获埃及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字塔大奖，何建军悬恋1994年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奖邮差1995年获影评人奖和最佳影片奖

但是，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却言词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弊端，“西方对于中国第六代电影的极度颂扬，所关注的并非是影片所呈现关于中国文化或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影片本身，而是电影以外的事实。第六代电影的独立制片方式，是继张艺谋的铁屋老房中被扼杀的yu望故事，和在现当代中国史的景片前出演的命运悲剧后，成了受到西方瞩目的第三种指认中国的方式：一如张艺谋和张艺谋式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镜象；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被用于补足西方自由知识分先在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以完满西方自由知识分关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反抗、公民社会、边缘人的勾勒”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独立电影的处境实际上变得更加艰难，独立导演们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僵化，形成了双方都很尴尬的不利局面。

独立电影七君上书

3年，局势的变化已经相当微妙。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媒体公众和业内人士们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便越来越频繁和ji烈。8月，国家电影局开始主动召集一些著名独立电影导演，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以前的“训话”状态转为“大家能坐下来谈谈”。11月初，电影局打电话通知王xiǎo帅，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导演，一起参加一个会议。11月13日，这个后来被神秘化了的座谈会终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被分成电影局官员、电影学院领导、独立电影人、电影学院师生4个部分，据与会者之一的电影学院教师张献民回忆说，“一共来了多人。座位做得非常滑稽，整整齐齐地划分了两排，一边是贾樟柯、王xiǎo帅、娄烨、我、崔之恩、张亚璇，我们都是发了言的，贾樟柯的左边还有刘建斌、乌迪、何建军、章明、王超，后排有雎安奇、李yu、耐安、吕乐。后排的人都没能发言，不是他们不愿意发言，而是当时的场面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发言。”

在这次会议上，张献民代表大家念了一份事先起草的提纲，这份提纲经过深思熟虑，有四条明确的意见，其中三条和审查制度有关。该提纲有七人签名，分别是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xiǎo帅、张献民和张亚璇实际签名者人数则更多，均因各种原因撤销了签名，因为该事件的典型xg和历史意义，他们随后被称为“独立电影七君”。

对于这次“上书”和发生在整个2003年的明显变化，青年电影的代言人张献民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利好”规定就有点像晚期癌症病人到医院就诊，大夫不给做手术，却说给你剪剪指甲吧实际现在这些主流电影已经没有yào方了，必死无疑。”

走向地上

无论如何，在“上书”之后的2004年，局势已出现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第六代导演或与第六代导演处境相似而找不到出路的年轻导演，开始看到了希望的有效途径。情况并没有像张献民bog最初担心的那样每况愈下，但实际情况，也并不乐观。

事实上在诞生之初，第六代就面临着第五代不曾遭受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严峻的市场。因此，第六代遭遇的是一场空前的经济与文化合围，为了保证创作并坚持自我，他们被迫进入一个绝非自由的创作空间，这种情况带来的漫长的恶xg循环，对他们的创作力产生了巨大内耗。这种内耗导致第六代致命的缺陷是创作脱离市场，在漫长的、另辟蹊径的地下生涯中，他们普遍缺乏对市场的判断。

娄烨大概是最早获得出土机会的导演之一，但紫蝴蝶的执拗，却暴了第六代在面对市场时的尴尬――创作思想在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象徘徊，对当下的关注也仅停留在边缘，历史观缺席，甚至虚构xg也是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