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血脉中的回响(1/2)
一个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受害者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难道仅仅是随机的、符合某种社会特征的不幸者?福尔摩斯那永不满足的、追求极致精确的头脑,拒绝接受随机这个解释。
“不,华生,”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断然说道,“如此精密的、涉及非人力量的仪式性构建,其‘材料’的选择绝不可能完全随机。就像建造一座特殊的建筑,需要特定属性的石材;进行一项复杂的化学实验,需要高纯度的试剂。这些受害者,她们身上必然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共同的‘属性’,使得她们成为那‘角落之神’或其地上代理人所需要的、合适的‘祭品’。”
他将调查的方向,转向了一个我们之前未曾深入涉足的领域——受害者的身世与血缘。
“如果‘银星会’是通过观察和接触来筛选目标,”他推理道,“那么他们必然有某种快速识别这种‘属性’的方法。而有什么比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血脉,更易于识别和追溯的呢?”
这是一项极其繁琐且需要耐心的工作。福尔摩斯动用了他在各级市政档案部门、教会记录机构乃至一些专门从事族谱研究的私人事务所的广泛人脉。我与他也分头行动,埋首于泛黄的出生证明、受洗记录、陈旧户籍册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追溯着玛丽·安·尼科尔斯、安妮·查普曼、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凯瑟琳·艾道斯以及玛莎·塔布连这几位可怜女子的家族源流。
这项工作如同在浩瀚的沙海中淘金,充满了重复、死胡同与模糊不清的记录。然而,福尔摩斯以其特有的毅力和洞察力,坚持不懈地梳理着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他并不关注她们近期的、充满贫困与动荡的生活轨迹,而是执着地向历史的深处回溯,寻找着可能交汇的源头。
终于,福尔摩斯从他堆满档案的书桌前猛地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发现关键证据时的锐利光芒。他手中拿着几张抄录着古老记录的纸条,手指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华生!我找到了!”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的兴奋,“一条隐藏的线,一条将所有这些人串联起来的、源自过去的线!”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凑了过去。他将那几张纸条在桌上摊开,上面是他娟秀而清晰的笔迹,记录着几个名字、日期以及地名。
“看这里,”他指着一条记录,“玛丽·安·尼科尔斯的母亲,在其婚前的户籍登记上,其娘家姓氏为‘韦特比’。而这个‘韦特比’家族,根据更早的教区记录,可以追溯到萨福克郡一个名为‘邓威奇’的小渔村。”
他又指向另一条:“安妮·查普曼,其外祖母一系的姓氏是‘马什’,同样,这个家族在十九世纪初,有明确的记录显示来自同一个沿海地区——邓威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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