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伯奢血案始末（五）（2/2）

咱再深扒扒吕家哥五个的动机。《魏书》说他们“劫太祖取马及物”，这虽然有点“洗地”的嫌疑，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您想啊，曹操是官宦子弟，就算逃得匆忙，身上也少不了硬通货——那柄七星宝刀就不用说了，是王家祖传的宝贝，价值连城；他身边的随从骑的马，都是军中的良驹，在当时比现在的豪车还值钱；更别说他身上带的盘缠，肯定够普通人家过好几年的。吕家哥五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容易动心的年纪，看见这么多“宝贝”，心里犯点嘀咕也正常。更别说董卓那道悬赏令——“千金”是什么概念？东汉一斤金值万钱，千金就是千万钱，够买上百亩良田，养活一大家子人；“万户侯”更是不得了，能管辖一万户人家，收他们的赋税，这可是泼天的富贵！换作是您，在那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乱世，面对这样的诱惑，能保证自己一点不动心吗？当然了，这只是咱的推测，毕竟人都死了，死无对证，咱也不能硬说吕家哥五个就是要抢劫，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种情况，吕家哥五个真有歹心，就等着曹操放松警惕再动手。那曹操可就惨了——说不定酒里被下了蒙汗药，半夜睡觉的时候被人捆得跟粽子似的，直接送到洛阳城董卓跟前。董卓那老贼多恨曹操啊，肯定得把他凌迟处死，还得诛灭曹家三族。到时候别说统一北方了，曹操连“奸雄”的名声都留不下来，顶多就是史书上一笔“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亡至成皋，为吕伯奢子所擒，斩于洛阳”，成了个不起眼的“反贼”。您看，不管是哪种情况，曹操的结局好像都不如现实里好。这么一看，吕伯奢惨案这事儿，好像还真有点“必然”的意思——要么曹操杀了吕家活下来，要么吕家杀了曹操或者送官，反正这两家在乱世里碰上，就注定得有一方血溅当场。这就是乱世的无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列位看官，讲到这儿，估摸着底下就有朋友要问了：“先生，要是当时曹操没起疑心，没杀吕家的人，会怎么样啊？”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今儿就放开了琢磨琢磨，来个“假如历史”。咱分两种情况说：第一种，吕家哥五个是真心实意招待曹操，没半点歹心。那曹操在吕家踏踏实实歇上两三天，吃几顿杀猪菜，喝几碗好酒，养足了精神再赶路。可您想啊，董卓的海捕文书那是全国都贴遍了，成皋又是交通要道，来往的官兵、探子有的是，保不齐就有认得出曹操的。一旦有人报官，吕伯奢就算想保曹操，也保不住啊——董卓的军队一来，别说曹操了，整个吕家都得被株连三族。就算曹操能侥幸从后门跑了，他没经历这桩血案的刺激，没看透乱世的残酷，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会轻信别人，早晚得栽大跟头。

可话又说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桩血案也给曹操上了最刻骨铭心的一课，让他彻底看透了乱世的本质——这不是讲仁义道德的地方，是讲实力、讲狠劲的修罗场。在那之前，曹操心里还揣着几分“匡扶汉室”的理想主义，还相信“旧友情谊”能当护身符；可杀了吕伯奢全家之后，他算是彻底醒了：这世上最靠谱的，从来不是别人的良心，而是自己手里的刀、身边的兵。从那以后，曹操变了，变得更果决、更冷酷，也更懂怎么在乱世里活下去。他不再轻易相信别人，凡事都留着一手；他不再拘泥于“仁义”，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后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灭袁绍、平吕布、征乌桓，统一了北方，成为三国里最强大的势力，您说这里面有没有吕伯奢血案的刺激？我觉得肯定有。要是没有成皋那一夜的血光，曹操可能还是那个有点理想、有点轻信的骁骑校尉，早就在乱世里被人算计死了，也就没有后来的“魏武帝”了。这事儿想想也挺讽刺的：一场千古骂名的血案，反倒成了一代枭雄的“成长礼”。

咱再把话头拉回来，说说曹操杀了吕伯奢全家之后的事儿。他杀了人，心里也清楚成皋不能待了，再待下去要么被官兵抓住，要么被吕家的亲戚报复。他赶紧带着曹纯和随从，骑上马就往东边跑，目标是陈留，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他爹曹嵩在那儿有不少旧部和家产，能给他提供落脚点和招兵买马的本钱。可跑着跑着，就到了中牟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中牟。这时候曹操一行人已经是人困马乏，脸上的风尘遮不住那股子逃犯的狼狈劲儿，刚进县城就被巡逻的衙役给盯上了——您想啊，一群人骑着马，个个佩刀带剑，神色慌张，不是逃犯是什么？衙役们一拥而上，把他们扭送到了县衙。

您看，是不是跟曹操当年的心思一模一样？这说明啥？说明在乱世或者权力斗争的漩涡里，人性往往会被权力扭曲。不管是曹操还是司马昭，他们本来也不是天生的冷血无情——曹操年轻的时候，也曾想做个“治世之能臣”；司马昭一开始，也只是个普通的贵族子弟。可一旦站到了权力的顶峰，手里攥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会变得患得患失，生怕别人害自己、抢自己的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别人，哪怕是无辜的人。所以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根本不是曹操一个人的问题，是那个时代、那个权力体系的问题。只要有那种“赢者通吃、输者必死”的规则在，就总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