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扭曲生态下的男性（2/2）

我实在为他们感到不值，也为这种扭曲的评价体系感到愤怒。有一次，趁着一起整理一批紧急出库的物料，忙得满头大汗后，我们回到出库班。

“汉哥，”我尽量让语气显得随意，“别搭理那帮人，纯属闲得蛋疼。他们那是自己不愿意干，也干不好，看见别人干了还能拿点钱，心里酸得冒泡。”

我顿了顿，用更实在的话宽慰他：“你想想，你打扫高层货架，帮着搞卫生是费点劲，但领导实打实多给你一百块。这一百块，下班你去熟食店，买两个炖得喷香烂糊、颤巍巍的大猪蹄子，再挑一个酱红色的大肘子，拎上几瓶冰镇啤酒回家。你改善生活，啃大猪蹄子那不香吗？自己开心，这才是真格的！管别人嚼什么舌根子？他们除了动动嘴皮子，还能得到啥？”

我看他似乎听进去一些，便又举了更硬核的例子：“汉哥，你看咱厂里那些真正有本事、能吃苦的人，谁在乎别人怎么说？凭自己汗珠子摔八瓣儿挣来的钱，干干净净，硬气得很，一点都不丢人！就像咱们这儿‘大改小’的活儿，那才是真本事、真收益。”

这里我得再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大改小”，以及它代表的含义。我们的主要产品出厂时是750公斤一个的巨型包装袋，体积和重量都极为可观。需要使用叉车小心翼翼地运到指定的分解工位。然后由操作工使用特制的重型吊钩，借助升降机（通常也叫电葫芦）的力量，把这庞然大物吊装到专门的卸料装置上。接下来，就是核心环节：把这750公斤的原料，像蚂蚁搬家一样，精准、高效地重新分装成每袋25公斤的标准小包装。这工作需要人工进行拆封、对接料口、控制流量、封口、检验重量、最后整齐码放到托盘上。对于身强力壮的男同志来说，单纯的体力消耗或许不算极限，但难就难在它像一条无形的流水线，一干就是整整八小时甚至更长，枯燥、重复、节奏紧张，极其考验人的耐心、体力、注意力和责任心。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下来并且保证效率和质量的，绝对是队伍里的硬汉。

生产线上有几个特别能吃苦、技术过硬、并且组织协调能力也不错的老师傅，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利用工余时间、休息日，甚至通过内部协调，把这个辛苦但收益稳定的“大改小”活儿给承包了下来。收益相当可观。可能对于北上广深那些金融、互联网行业的精英来说，这点钱不值一提，但在我们这种依托传统工业、消费水平适中的城市，一个月除了自己那份不算低的基本工资和奖金，请注意一个月他们只干5.6天，还能额外稳定收入八千多块，这绝对是让人羡慕的高收入了！再加上他们本身作为技术骨干的不菲工资奖金，以及油田企业年底那份丰厚的效益分红，月收入综合起来稳稳接近两万块。这在我们当地，意味着可以住宽敞房子，开不错的车，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家庭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是实实在在的、有尊严的中坚力量。

最关键的是，这钱挣得干净、硬气、有尊严！不用求人，不用送礼，不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漩涡，不需要低三下四巴结谁，不用看领导脸色行事（反而领导要倚重他们完成生产任务），也不必理会平级同事的酸言酸语。所有的收入，都明明白白来自于自己付出的汗水、时间和过硬的技术。我觉得，这是最利索、最让人心安的挣钱方式。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一个劳动者的体面和自由。

相比之下，我们单位里的科级干部，看似手里有点小权力，出门有点小风光，实则是典型的“夹心饼”，处境往往非常艰难。么立竿见影的好办法，只能哄着、劝着；上面的领导，压力大、要求多，动不动就拍桌子训斥，言语间跟骂自己儿子差不多，丝毫不留情面；制度要求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精神时刻紧绷。既要应对领导的随时召唤、各种临时会议和检查，也要处理老婆孩子老人有事，也得能随时找到他。他们挣的那点职务工资，如果抛开虚幻的“权力感”和潜在的灰色空间（且不说风险巨大），仅仅用时薪这个最实际的尺度来衡量，可能可能低得可怜。我老婆曾经给我做过一个粗略的计算：计量经济做导入公式，假设一个比较能干、岗位重要的科级干部月入两万（这在我们单位往往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还达不到），那么我们来算一笔账：元 ÷ 30天 ÷ （每天实际操心工作、承受精神压力的时间，考虑到电话、微信的随时干扰、下班后仍需思考工作、周末可能被占用，保守估计每天有效工作时间连带精神损耗按18小时计算）≈ 37元/小时。 这里为什么不是按24小时计算？因为人毕竟需要基本的生存时间，扣除6小时睡眠（这已经是极度压缩了），剩下的18小时几乎都笼罩在工作的阴影下。这个时薪，对比他们承担的巨大压力、失去的个人时间、家庭生活的缺失以及时常需要忍气吞声失去的尊严，真的划算吗？这还不算长期精神紧张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学习带来的好处。我妻子是学计量经济出身的，习惯用数据和模型看待问题。当她用那个简单的时薪公式帮我剖析科级干部的生存状态时，我仿佛看到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划开了包裹在“权力”、“地位”外面那层华丽而虚幻的绸缎，露出了内里艰辛甚至有些窘迫的实质。这不仅仅是算一笔经济账，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降维打击。它让我瞬间从那种感性的、模糊的“他们好像也挺难”的同情，跃升到一种理性的、结构性的认知：在特定的系统设计下，某些看似风光的职位，其投入产出比可能远低于常人想象，其光鲜本质上是系统用巨大的隐性成本（个人时间、健康、家庭幸福）堆砌出来的海市蜃楼。

这种分析能力，正是持续学习和深度思考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礼物。它让我们不再轻易被表象迷惑，不再人云亦云地羡慕某种身份或地位，而是能够试图去理解其背后的运行逻辑、成本代价和真实价值。回到汉哥和柏哥的处境上，这种分析视角同样适用。

汉哥听了我的话，眼神渐渐明亮起来，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略带苦涩和自嘲的笑意，声音有些沙哑：“小宇，你说的这些……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大老爷们儿，靠力气、靠手艺吃饭，不丢人。就是……唉，有些话听着……刺耳。干活儿流汗没事，就是这心里头……有时候不得劲儿。”

库房这个环境，就像一台缓慢而持续运转的研磨机，它不仅磨掉了许多女性员工的职业锐气、开阔视野和对更大世界的想象力，也让其中少数坚持实干的男性，在长期得不到正向反馈、公平对待和基本尊重的困境下，心态逐渐被扭曲、被腐蚀。他们要么变得和周围环境一样斤斤计较、愤世嫉俗，活在抱怨和不满中；要么就像汉哥这样，内心充满矛盾、苦涩与无奈的挣扎，一边凭借本能和残存的信念继续实干，一边又在流言和冷漠中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只能在实干与流言的夹缝中，依靠那点微薄的额外收入和作为丈夫、父亲的家庭责任，勉强维系着摇摇欲坠的职业尊严和个人价值感。

这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和深层次的环境悲剧？当一个组织内部，实干者寒心，投机者得势，流言能杀人，评价体系颠倒黑白，这个组织还能剩下什么健康、向上的力量？还能依靠什么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这或许比那些表面的“少女梦”、低水平的内卷和可笑的优越感，更值得每一位管理者，乃至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深深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