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代笔（1/2）

砌墙进行到第三天下午，老刘找到了林凡。

当时林凡正在工地上记录施工数据，老刘在他身后站了好一会儿，直到林凡察觉转身。

“老支书，有事？”

老刘搓着手，脸上露出罕见的局促：“林局长，有个事……想请您帮个忙。”

他把林凡拉到工棚边的空地上，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白，显然在怀里揣了有些时日。

“这是……”林凡接过。

“您看看。”老刘的声音压得很低，“俺写了个东西，想往上头递。可俺那点墨水……写出来自己看了都脸红。”

林凡抽出信封里的纸。是那种最便宜的信笺纸，蓝色的格子，纸面泛黄。字是圆珠笔写的，一笔一画很用力，但结构松散，有些字还用了拼音代替。

他看了几行，就明白了。

这是一份申请报告。申请在刘家坳修路的基础上，延伸修建一条连接两个自然村的支线。

“俺们刘家坳有四个自然村。”老刘在一旁解释，“现在修的是主干道，通到村委会这儿。可另外三个村——上洼、下洼、沟里头——还在山背后。特别是沟里头，十九户人家，进出就一条羊肠小道，摩托车都骑不进去。”

林凡继续看报告。文字朴实，甚至有些笨拙，但数据详实：每个村多少户、多少人，主要农产品是什么，运输靠什么，每年因为路不好损失多少……

“去年沟里头老王家娶媳妇，”老刘指着报告里的一段，“新娘子是外乡人，车开不进去，得走三里山路。走到一半下雨，红褂子都湿透了。新娘子哭了，说嫁到这么个鬼地方。老王他娘现在提起来还抹眼泪。”

林凡抬起头：“老支书，您想申请把支线也修了？”

“想！”老刘的眼睛亮了，但随即又暗下去，“可俺知道，钱就这么多，能把这条主干道修好就不错了。俺就是……就是想着，先把报告递上去。万一呢？万一哪天政策好了，有钱了，咱们这报告在领导桌上一摆，不就能排上号了吗？”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林局长，俺不会写。写出来吧，该说的没说透，不该说的写一堆。您是从省里下来的，笔头子硬，能不能……帮俺改改？”

林凡看着手里这沓纸。纸很轻，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老支书，这不是改改的问题。”他说，“得重写。”

老刘的脸一下子涨红了：“那、那太麻烦您了……”

“不麻烦。”林凡把报告仔细折好，放回信封，“但我需要了解具体情况。报告里的数据，您得跟我细说。每个村的情况，最好能带我去看看。”

“能！太能了！”老刘激动得手都在抖，“明天，明天俺就带您去！沟里头虽然远，但路俺熟！”

第二天一早，老刘如约来了。还带了两个人——一个叫栓柱的中年汉子，是沟里头的村民组长；另一个是村里的老会计，背着一个磨破了皮的黑色人造革包，包里装着厚厚几本账。

“林局长，这是栓柱，沟里头的事儿他门儿清。”老刘介绍，“这是老会计，村里的账都在他脑子里。”

四个人简单吃了早饭，就出发了。

说是去看路，其实没有路。从刘家坳村委会往后山走，开始还有条能走拖拉机的土路，走了不到一公里，土路断了，变成一条依着山势踩出来的小路。宽不过一米，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沟。

“就这儿。”老刘指着前面的路，“主干道修到村委会，就停了。后面这三个村，就靠这个。”

栓柱在前面带路。他四十多岁，黑瘦精干，走山路如履平地。一边走一边介绍：“林局长您看，这段还算好的。再往里走，有个地方叫‘鬼见愁’，那才叫险。去年秋收，李老三拉一车玉米出来，到那儿翻了，连人带车滚下去，玉米撒了一沟。人摔断了三根肋骨，玉米……捡回来不到三成。”

林凡跟着走，脚下是松动的碎石，每一步都得小心。他想起在省里看过的那些漂亮的规划图，上面一条条红线代表公路，连接着一个个代表村庄的圆点。那么干净，那么顺畅。

而现实是这样的路。

走了约莫半小时，到了一个垭口。风从垭口灌进来，吹得人站不稳。路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外侧没有任何防护，

“这就是‘鬼见愁’。”栓柱说。

林凡往下看，沟底还能看见一些散落的、已经腐烂的玉米棒子，灰白色的，像枯骨。

“就这儿，”栓柱的声音在风里有些飘，“李老三翻的车。”

老会计从包里掏出个本子，翻到某一页：“李老三，医疗费花了八千六。玉米损失大概一千二百斤，按当时市价算，一千五百块。还有误工……前前后后加起来，损失小两万。”

“两万……”林凡重复。

“对俺们山里人来说，两万是个大数目。”老刘说，“李老三媳妇到现在还在镇上餐馆打工还债。”

过了“鬼见愁”，路稍微平缓些。又走了二十分钟，看见几户人家。土坯房，瓦顶上长着青苔，房前屋后堆着柴火。

“这是上洼。”老刘说，“七户人家。”

一个老太太正在屋前晒山货，看见老刘，颤巍巍站起来：“支书来了！”

“王奶奶，晒核桃呢？”

“晒，晒。”老太太从笸箩里抓了一把核桃，硬往几个人手里塞，“新下的，尝尝，香！”

核桃还带着青皮，但已经裂了口。林凡剥开一个，果仁饱满，有一股清甜。

“王奶奶家种了三亩核桃树。”栓柱低声说，“每年能收八百来斤。可运不出去，只能等贩子进来收。贩子压价，比市价低三成。”

“为啥不自己运出去卖？”林凡问。

“运？”栓柱苦笑，“您也看见了，这路，怎么运？背出去？八百斤，得背多少趟？雇车？车进不来，得用驴驮到村委会那边装车。一趟运费就得两百，算下来还不如卖给贩子。”

老会计又翻开本子：“上洼七户，去年核桃总产量大概五千斤。因为路不好，实际收入比市场价少赚……我算算……差不多一万块。”

一万块。七户分。

继续走。到下洼，情况更差。这里的房子更破，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一个老汉蹲在门口抽旱烟，看见他们，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刘大爷，腿好点没？”老刘问。

老汉敲敲烟袋：“老样子，阴天下雨就疼。”

“他腿是去年拉粮食摔的。”栓柱对林凡说，“粉碎性骨折，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儿子从广东回来照顾，误工两个月。算下来……老会计？”

“医疗费一万二，儿子误工损失大概八千，粮食损失……”老会计推推老花镜，“加起来，又是两万多。”

林凡默默记着。这些数字，在省里的报告里，可能就是一句话：“部分偏远村庄交通不便，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可在这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伤，具体的债。

最后一站是沟里头。

这是最远的村，也最穷。十九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山沟两侧，房子像是贴在山壁上。时近中午，炊烟从几户人家升起，但更多的房子静悄悄的。

“年轻人都走了。”栓柱说，“剩下些老的、小的。最年轻的壮劳力……是我，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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