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古代盛世滤镜下的百姓真相（2/2）

社会矛盾的积累与贫富差距的拉大在盛世光环下悄然加剧。一方面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富足记载，另一方面，玄宗晚年沉湎享乐，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朝政日趋腐败。统治集团的奢靡生活（如杨贵妃姐妹的骄奢淫逸）与普通百姓的艰辛形成鲜明对比。社会财富通过种种渠道向权贵阶层高度集中，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对此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军事布局的失衡与藩镇势力的坐大更是开元盛世留给后世的最大隐患。为了应对周边少数民族（如吐蕃、契丹）的军事压力，玄宗在边境设立了多个节度使，赋予其巨大的军事、行政和财政权力。这些节度使逐渐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天幕特意给了一个特写：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其掌握的兵力竟超过中央直接控制的兵力，最终在755年发动了安史之乱，将盛唐一举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切都表明，开元盛世并非其表面看上去那样固若金汤，其繁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并不断裂变的脆弱平衡之上，玄宗后期的懈怠和政策的失误，轻易地引爆了这些隐患。

天幕的展示，在万朝时空中引发了空前热烈且层次分明的反响。历代帝王的反应最为复杂。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自己亲手奠定的基业在子孙手中达到如此高峰，先是面露欣慰，但看到安史之乱的惨状和盛世迅速崩塌的原因后，不禁捶胸顿足，对身旁的长孙无忌叹道：“辅机！可知守成之难，更甚于创业！承平日久，人主易生骄逸之心，贤臣易退，小人易进！朕常怀畏惧，恐辱没了前人，辜负了来者，后世子孙岂可不慎！”

明太祖朱元璋则对节度使制度的大忌看得格外分明：“咱早就说过，兵权岂可假于人？集权！必须集权！这唐玄宗晚年真是昏了头！” 秦始皇嬴政则对土地兼并问题深感共鸣：“朕统一天下，废分封，行郡县，亦有抑制豪强之意。然土地兼并似为痼疾，竟连大唐亦不能免？”

而身处清朝的“康麻子”（康熙）和“乾小四”（乾隆”，看到天幕将“开元盛世”与他们的“康乾盛世”并置分析，并暗示其同样存在隐患甚至结局可能更为不堪时（天幕适时插入了晚清被列强欺凌的画面），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康麻子”强自辩解：“我大清圣祖仁皇帝深谙儒家文化，勤政爱民，岂是唐玄宗晚年可比？” 但底气已然不足。

历代的贤臣良相则更多地从治国之道层面进行反思。魏征看到开元前期玄宗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后期却亲小人、远贤臣，不禁感慨：“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诸葛亮则对节度使制度带来的弊端深感忧虑：“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兵权分散，尾大不掉，此取乱之道也。” 张居正则更关注赋税制度的深层矛盾：“一条鞭法亦难根除积弊。盛世之下，隐忧实多，理财、清丈、考成，一环松懈，满盘皆输。”

而万朝的普通百姓，他们的反应则更为直接和真切。一名汉代老农看着天幕中“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画面，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喃喃道：“要是俺家的粮仓也能这么满，该多好……” 一名宋代佃户看到土地兼并的动画演示，感同身受地叹了口气：“唉，地主家的地越来越多，俺们租子也越来越重，这盛世，与俺何干呐？” 一名明代手工业者看到开元时期繁华的长安市集，眼中流露出羡慕：“要是咱们也能在这样安稳的世道里做点小买卖，该多美气！”

但随即看到安史之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又不禁打了个寒颤：“罢了罢了，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这些来自不同时空的平民视角，共同拼凑出了一幅更为真实、也更为心酸的“盛世”图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盛世”往往意味着勉强维持的温饱与相对稳定的秩序，但其脆弱性决定了这种状态随时可能被打破，而他们永远是承受代价最重的那一群。

天幕的最后，呈现了一段发人深省的结语：封建王朝的“盛世”，如同一个精心编织的“滤镜”。它或许能短暂地提升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创造出一段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甚至绽放出璀璨的文化光芒。

然而，由于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家天下的本质、不受制约的皇权、土地兼并的痼疾、官僚体系的腐败、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以及缺乏真正的民意表达与监督机制——使得这种“盛世”难以持久，更难以真正普惠于民。它往往是下一个更大乱世的孕育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循环。

真正的、可持续的繁荣与公正，需要建立在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治理理念之上。这跨越时空的展示，如同一记重锤，敲打在每一位观看者的心头，促使他们去思考：究竟何为真正的盛世？又如何才能创造并守护一个真正属于亿万黎民百姓的、持久且共享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