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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3章 兵临珍珠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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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1906年1月17日,那是个星期三,威尔记得很清楚。

那天“宾夕法尼亚”号在珍珠港外进行例行炮术训练,他用四十分钟打光了主炮塔全部备弹,射击成绩优秀,舰长斯佩里上将亲自在晚点名时表扬了他。

那天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敌人正在六千海里外的菲律宾海域,被自己国家的战列舰撞碎左腿。

那天他不知道自己十九天后会失去左腿。

“对不起。”威尔语气真诚。

林水生没有回应。

他只是把木箱轻轻放在床边,转身走向门口。

“等等。”威尔叫住他。

林水生回头。

“你们……打赢了以后,”威尔问,“会怎么对待夏威夷?”

林水生看着这个失去左腿的美国少尉。

他的脸很年轻,雀斑,蓝眼睛,嘴唇因长期服用吗啡止痛而干裂起皮。

“我不知道。”林水生摇摇头,“我只是个一等兵。

但执政官阁下说过:夏威夷人应该统治夏威夷。”

门帘在他身后落下。

威尔独自坐在床上。

阳光透过遮光布的缝隙,在病房地板上拖出一道细细的光带。

他把那封信从木箱里拿出来,拆开,抽出信纸。

亲爱的梅:

这里的护士很照顾我……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折好,装回信封,放回木箱。

下午三时,珍珠港海军指挥部。

斯佩里拆开林承志的信。

他年轻时有收藏各种珍稀裁纸刀的癖好,象牙、玳瑁、檀木镶银,每一把都来自不同国家的港口。

1903年儿子阵亡后,他把所有裁纸刀锁进保险柜,再没有打开过。

他用手指撕开信封口。

信纸只有一页。

不是打印稿,是手写。

蓝黑墨水,笔迹工整如印刷体,收笔处有轻微的颤抖,是握笔太久导致指节痉挛留下的痕迹。

“斯佩里上将台鉴:

1903年10月,南海夜战,贵国军舰沉没时,我舰队及时打捞落水人员。

贵军阵亡官兵遗体,按海军礼遇妥善收敛,暂厝新加坡英军公墓之侧。

每年清明,我驻新加坡领事馆均遣人祭扫。

小查尔斯·斯佩里少校的遗物,怀表一枚、婚戒一只、家信三封,现存于我舰队司令部档案室。

若上将愿指定收件人,我可随时遣专人送达。

我深知,此刻谈任何条件均为徒劳。

我不要求您投降,不要求您易帜,不要求您做任何违背军人誓言之事。

我只请求您:允许珍珠港内三千七百名平民,其中包括四百一十七名儿童、八十九名孕妇、六名八十岁以上老人,在战火彻底吞噬这座岛屿之前撤离。

他们不应为舰队陪葬。

林承志

1906年7月22日”

斯佩里把信纸放在桌上。

他的手指还维持着捏信的姿势,但信已经不在手里。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射进来,把空荡荡的指尖照成半透明。

1898年马尼拉湾,他亲眼看着西班牙旗舰“雷纳·克里斯蒂娜”号在炮火中燃烧沉没,六百名西班牙官兵随舰葬身鱼腹。

1903年接到儿子阵亡电报,他一个人坐在舰长室里,把那封只有三行字的电报读了三十七遍。

此刻他盯着这页蓝黑墨水的信纸,盯了很久。

然后他起身,走向隔壁作战室。

“给华夏复电。”他的声音很平稳。

参谋拿起笔。

“华夏联邦执政官林承志阁下:贵方提议已收悉。

珍珠港内平民撤离事,需七十二小时准备。斯佩里。”

他停顿了一下。

“另,查尔斯·斯佩里少校遗物,请暂存贵舰队司令部。

待此间事了,我当亲往取回。”

参谋写完最后一个字,抬起头。

斯佩里已经走到门口。

“司令官,”参谋轻声问,“我们……还能撑多久?”

斯佩里没有回头。

他望着窗外那片被空袭炸出无数弹坑、又被工程兵昼夜抢修勉强维持使用的珍珠港跑道。

一架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正在起飞,机腹下挂载的不是深水炸弹,是撤离平民的简易座椅。

“七十二小时。”

晚七时,珍珠港码头。

第一批撤离平民开始登船。

四百一十七名儿童,每人发一张硬纸板写的登船证,用别针别在胸前。

纸张是从海军部废弃文件背面裁的,一面印着“1906财年太平洋舰队作战预算附录C”,一面手写姓名、年龄、目的地。

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

那些他们也许再也回不去的家。

八十九名孕妇在另一条通道排队等候优先登船。

她们中有白人、夏威夷原住民、日裔、华裔,肚子的形状各异,脸上表情相似,是等待,漫长、煎熬、不知道结局的等待。

其中有一位华裔少妇,二十出头,怀胎七月。

她丈夫是珍珠港海军船坞的华裔机械师,此刻还在港内抢修那艘被炸毁一半的驱逐舰。

她登船前回头望了一眼港口方向,什么也没看见。

她登上舷梯时,夕阳正从正西方向射来,把她的影子投在海面,随波浪破碎又聚合。

林水生站在码头边缘的装卸箱上。

他不是奉命来此,他只是想亲眼看看,那些在中途岛未寄出的信里写到的“艾米莉”“梅”“亲爱的妈妈”,究竟长什么模样。

他看见一个穿洗得发白蓝布裙的老妇人拄着拐杖,颤巍巍走向舷梯。

她至少七十五岁,驼背,满头银发像蒲公英种子。

胸前别着的登船证写着:

姓名:玛丽亚·卡瓦略

年龄:79

目的地:檀香山女儿家

备注:葡萄牙移民,1883年抵夏威夷

她身后没有人送行。

她也没有回头。

林水生忽然想起母亲。

母亲今年四十七岁,她不知道儿子在六千里外的太平洋战场,不知道他左腿受过伤,不知道他今天站在珍珠港码头目送敌人的平民撤离。

她只知道儿子在舰上“一切都好,伙食比家里还强,每顿都有肉”。

他低头看自己的左腿。

纱布洇出的血痕比早晨扩大了一圈,在深蓝色军裤上晕成模糊的阴影。

不疼,他骗着自己。

午夜,珍珠港海军指挥部。

斯佩里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他没有开灯,没有读文件,没有发电报。

他只是坐在那把1903年从“宾夕法尼亚”号舰长室搬来的橡木扶手椅上,面朝窗户,窗外是灯火管制的珍珠港。

偶尔有卡车车灯扫过,拖出短暂的光带,然后熄灭。

他左手握着一样东西。

很小,金属,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轮廓。

那是1898年马尼拉湾海战前夜,他妻子塞进他行囊的圣克里斯托弗像,旅行者的守护圣人。

铜质,五厘米高,背面刻着“主佑平安”。

二十六年来它跟他穿越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地中海。

1903年儿子阵亡后,他把它从脖子上摘下,放进抽屉深处。

今夜他重新找出来。

不是为了祈祷。

他只是想握着点什么。

凌晨二时,珍珠港上空。

赵毅在三千英尺高度盘旋。

应龙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发出平稳的嗡鸣,机身左侧翼梁上个月更换的新部件,此刻在月光下泛着冷灰色的金属光泽。

机首“凤舞”二字在夜航灯的映照下时隐时现,像即将消逝的墨迹。

今夜他的任务是侦察,确认珍珠港内美军舰艇动态,记录撤离平民船只的航向和航速。

他从舷窗俯瞰。

灯火管制的珍珠港像一片沉睡的黑森林。

偶尔有零星灯光从某个未被彻底遮光的窗户漏出,像森林深处迷途的萤火虫。

那些光点人在为明天的战斗擦拭六十二年人生中最后一次佩戴的手枪。

赵毅推杆。

应龙式缓缓下降高度。

五百英尺。四百英尺。三百英尺。

他看见了。

码头边,一个穿白色礼服的老人独自站在防波堤尽头。

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海面,随波浪起伏如墨迹未干的一笔。

斯佩里上将。

他在看着海。

赵毅拉杆爬升。

应龙式重新隐入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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