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撤退中的钢铁（1/2）

1943年9月3日，第聂伯河西岸，某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庄。

雨水从破败的屋顶漏下，在教堂废墟的石板地上积成一个个浑浊的水洼。我们坐在半坍塌的圣坛旁，吃着三天来的第一顿热食——如果那锅用雨水、发霉的土豆和不知名的罐头肉熬成的糊状物能被称为“热食”的话。

“巨兽”停在教堂外的广场上，在雨中沉默地矗立，雨水顺着装甲板上的弹痕和凹坑流淌，把那些地方洗得发亮，像一道道新鲜的伤口。威廉正在给它做例行检查——虽然“例行”这个词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在撤退途中，检查就是修复，修复就是维持它还能动的最低限度。

“左侧第七负重轮彻底完了，”威廉从车底爬出来，脸上混着雨水、机油和泥浆，“轴承碎裂，轮子卡死。我们需要更换，但备用轮...”他摇摇头，“昨天看到补给车队被空袭了。”

埃里希从炮塔探出头，手里拿着那本边缘卷曲的弹道笔记本，但目光空洞地看着远方：“东岸还有动静吗？”

我摇摇头。第聂伯河东岸，我们七天前还在那里战斗的地方，现在只剩下苏军的坦克纵队扬起的尘土和偶尔的炮声。他们正在渡河点集结，准备强渡。而我们，理论上应该在这里建立防线，但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整个帝国师——如果还能称之为一个师的话——现在剩下的战斗力不到编制的三分之一。我们连，原本应该有十二辆虎式，现在只剩下四辆还能作战，其中两辆像“巨兽”一样，依靠临时维修和祈祷维持着移动能力。

施耐德从临时架设的通讯帐篷里走出来，脸色比天空还要阴沉。“命令，”他只说了这个词，但语气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们围过去。雨水打在电报纸上，墨水晕开，但关键部分还能辨认：

急电 党卫队第二“帝国”师指挥部收

鉴于顿巴斯方向局势急剧恶化，你部立即中止第聂伯河防线构筑任务，全单位向东南转进，务必于9月10日前抵达扎波罗热地区，归属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参与顿巴斯防御战役。

优先保障装甲单位机动性，非必要装备可遗弃。伤员移交当地野战医院。

重申：顿巴斯工业区与煤矿资源具有战略重要性，必须坚守。

“顿巴斯，”威廉念出这个词，声音里有一种认命的平静，“离这里四百公里。六天时间。用一辆左侧第七负重轮卡死的虎式。”

“还有燃料问题，”约阿希姆补充，他刚刚检查完油箱，“我们只有不到一百五十升。到扎波罗热至少需要...四百升。”

“还有弹药，”埃里希说，“穿甲弹只剩四发，高爆弹七发。”

我们沉默地看着彼此。这不是第一次面对不可能的任务，但这一次，不可能的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度。

“命令就是命令，”最终我说，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微弱，“威廉，能修好负重轮吗？”

“如果找到备用零件，可以。但需要时间，至少八小时。”

“我们没有八小时。命令说‘立即’。”

威廉深吸一口气，雨水顺着他的脸流下，像眼泪，但他没有表情。“那就用其他方法。我可以把左侧第六和第八负重轮调整位置，分担第七轮的压力。但这样...最多再跑一百公里，整个左侧悬挂就可能崩溃。”

“一百公里也比零公里好，”我说，“开始修。其他人，检查所有能丢弃的东西。非必要装备...全部留下。”

接下来的两小时，我们在雨中进行了残酷的选择。备用履带板？太重，留下。多余的机枪弹药？留下。个人物品？我看到了约阿希姆犹豫地拿起一本小相册——里面是他家乡和家人的照片，最后他把它塞进了胸前的口袋。埃里希留下了他的弹道笔记本，但扔掉了所有计算用的草稿纸。威廉留着他的工具包——那是他的生命。

至于我，我从储物箱里拿出奥托的怀表和我的笔记本，放进大衣内侧口袋。然后我看着箱子里剩下的东西：一套相对干净的礼服（曾经幻想过授勋时穿），几封家信（已经很久没有新的了），一本破旧的《浮士德》（大学时代的遗留物）。我把它们留在箱子里，关上箱盖。

“不带走吗？”施耐德问。

“非必要装备，”我重复命令上的词，声音干涩。

下午三时，雨小了一些。威廉完成了临时维修——如果那能被称为维修的话。他用铁链和螺栓强行固定了左侧负重轮组，让重量分散。“像用绷带包扎断腿，”他解释，“能走，但每一步都可能彻底断裂。”

全连开始集结。四辆虎式，八辆四号坦克，十二辆半履带车，还有一些卡车和摩托车。这就是帝国师装甲团现在剩下的全部。其他的，有的在库尔斯克被击毁，有的在撤退途中因故障被遗弃，有的...消失了，连残骸都找不到。

连长——现在应该称他为代理营长，因为真正有资格的长官要么战死要么重伤——站在一辆半履带车上做简报。他是个年轻人，叫冯·伯恩上尉，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延伸到下巴的伤疤，那是库尔斯克留给他的纪念。

“目标：扎波罗热。距离：四百二十公里。时间：六天。路线：避开主要道路，苏军空军控制白天。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他的声音没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只有事实，“我们会遇到什么？不知道。燃料？沿途有三个秘密补给点，但无法保证它们还在我们手中。敌人？整个乌克兰草原上都是。”

他看着我们这些剩下的坦克兵，眼神扫过每一张疲惫的脸。“我知道这听起来像自杀任务。也许它就是。但命令是坚守顿巴斯。而顿巴斯需要坦克，需要还能战斗的坦克兵。”

他顿了顿，最后说：“想退出的，现在可以留下。不会记录为逃兵。这是...诚实的选项。”

没有人动。不是因为英勇，是因为没有选择。留下？在这片被遗弃的土地上，在苏军即将渡河的地方？那比前进更接近死亡。

“那么，”冯·伯恩说，“出发。”

引擎陆续启动，声音在雨后的寂静中格外刺耳。“巨兽”的发动机咆哮了三次才成功点火——湿气进入了点火系统，威廉低声咒骂着调整。然后我们动了，缓缓驶出村庄，驶上向西——不，向东南的道路，驶入未知。

第一天的行军相对顺利。我们沿着小路前进，避开主干道，偶尔经过的村庄大多已经空无一人，有些还在冒烟——撤退部队执行了焦土政策。下午五时，我们在一个小树林里隐蔽，等待天黑。燃料消耗比预期大，因为临时维修的悬挂增加了阻力。

第二天夜间，我们遇到了第一支苏军部队——不是主力，可能是侦察单位或游击队。三辆卡车，没有坦克。他们在十字路口设了路障，但当看到四辆虎式（即使其中一辆像跛脚的巨兽）从黑暗中驶出时，他们放弃了路障，消失在夜色中。我们没有追击，没有开火，只是清除路障，继续前进。每一发炮弹都太宝贵了。

第三天黎明前，我们抵达了第一个秘密补给点——地图上标记的一个废弃农场。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烧毁的谷仓和几具已经腐烂的德军士兵尸体。补给要么被转移了，要么被抢了，要么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燃料怎么办？”冯·伯恩在无线电里问，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焦虑。

“下一个点，”我回答，虽然自己也不相信，“八十公里外。”

那天白天我们无法隐蔽——周围是开阔的草原，唯一的树林在五公里外，而我们的燃料不够绕行。只能冒险白天行军。上午十时，苏联空军发现了我们。

第一批是两架伊尔-2攻击机。它们从云层中俯冲而下，机炮扫射，火箭弹呼啸。一辆半履带车被击中起火，一辆四号坦克的履带被炸断。我们的防空火力——几挺机枪——几乎无效。伊尔-2被称为“飞行坦克”是有原因的。

“巨兽”也中弹了。一发火箭弹击中炮塔侧面，没有击穿，但炸坏了侧面的储物箱和部分外部设备。冲击波让车内所有人耳鸣了几分钟。

“不能停！”我在无线电里喊，“全速前进！散开队形！”

我们像受惊的兽群在草原上狂奔，虎式的发动机嘶吼着，时速达到了罕见的三十公里——对它的状况来说这是玩命的速度。威廉紧握操纵杆，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左侧悬挂...要撑不住了！”

“撑不住也要撑！”

第二批攻击机来了，这次是四架。更多的火箭弹，更多的扫射。一辆四号坦克被直接命中顶部薄弱处，弹药殉爆，炮塔飞上天空。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不是我们的奇迹，是天气的奇迹。北面涌来大片乌云，几分钟内，暴雨倾盆而下。能见度降到不足五十米，攻击机不得不拉起，消失在雨幕中。

我们在暴雨中继续前进，像一群幽灵战车在灰色的雨帘中穿行。雨水冲刷着装甲上的血迹和焦痕，但冲不走越来越深的绝望。

第四天，我们抵达第二个补给点。这次有东西——两辆油罐车，藏在山洞里。但只有燃料，没有弹药，没有食物，没有零件。

“三百升柴油，”负责看守的工兵中士报告，他是个独臂老人，另一只手在斯大林格勒失去了，“本来是五百升，但...有人先来过了。”

三百升，分给四辆虎式和八辆四号。每辆虎式只能分到五十升，勉强够跑一百公里。而到扎波罗热还有两百公里。

冯·伯恩做了决定：“虎式加满，四号加一半，其他车辆...用剩下的。”

这意味着有些车辆要被迫遗弃。我们看着那些半履带车的车组成员默默下车，看着摩托车手推着他们的坐骑走向路边，看着他们把自己绑在坦克外面——这是唯一的搭车方式。

“巨兽”加了五十二升油。威廉计算后说：“加上剩下的，总共一百一十升。到扎波罗热...勉强够，如果不发生战斗的话。”

如果不发生战斗。在东线，这句话就像说“如果不下雨”一样可笑。

第五天夜间，我们看到了火光——不是村庄的灯光，是战火。前方地平线上，天空被映成橙红色，炮声连绵不绝。顿巴斯前线。

“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埃里希说，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燃烧的地方。”

第六天清晨，9月9日，我们终于看到了扎波罗热的轮廓——或者说，曾经是扎波罗热的轮廓。城市在燃烧，烟柱像黑色的柱子支撑着天空。街道上，溃散的德军部队和难民混在一起，向第聂伯河上的桥梁涌去。

“不是坚守吗？”约阿希姆不敢相信地问，“他们在逃跑！”

“那是溃退，”威廉纠正他，“我们是来阻止溃退的。”

我们在城市郊区找到了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部——实际上只是一个设在地窖里的临时指挥所。集团军参谋长亲自接见了冯·伯恩，然后是我们这些车长。

“你们来了多少人？”将军问，他盯着地图，甚至没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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