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华兴寒冬－上（2/2）

运动的核心逻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无情地渗透进国家的每一个细胞。 这八个字，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被用来解剖整个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一切工作都要为“阶级斗争”让路。生产可以停，科研可以断，教育可以废，但“革命”不能停。在这种逻辑下，专业能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统统让位于“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一个人的价值不再由他的贡献决定，而由他的“出身”“言论”“站队”决定。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技术人员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在外交领域，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与外国的合作，被简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任何被认为“对外国态度软弱”的行为，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于是，原本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被强行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项目是否继续，不再取决于技术可行性或经济收益，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革命路线”。

在外交领域，极左思潮开始抬头。 一些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头头，开始插手外交事务，他们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向外交部施压，要求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他们批判“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路线，指责外交部门“右倾投降”。在这种压力下，外交工作陷入瘫痪。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被批斗、下放，外交决策机制被严重干扰。对外援助项目被重新审查，许多被认定为“助长修正主义”的合作被单方面中止。与兴南国的关系，也因此迅速降温。

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和部分造反派认为，与外国（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度合作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对洋人的依赖”，甚至将外国专家视为潜在的“间谍”或“特务”。 这种观点在1966年下半年迅速蔓延。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外国专家的讲座被强行取消；在一些工厂，兴南国专家被禁止进入核心车间；在一些科研机构，合作项目被贴上“封存”标签。更有甚者，一些红卫兵组织开始公开张贴大字报，指控兴南国专家“窃取我国机密”“进行间谍活动”。尽管这些指控缺乏证据，但在那个年代，怀疑本身就是“罪证”。一些华方项目负责人因“与外人过从甚密”而被批斗。例如，在华国西北的一个核技术合作项目中，一位资深工程师仅仅因为与兴南国专家讨论技术细节，就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帽子，遭到隔离审查。这种无端的猜忌与迫害，严重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也让兴南国方面感到震惊与寒心。

1966年夏秋之际，华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四九城、沪海、江宁等工业重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街道上，红卫兵的队伍浩浩荡荡，高喊着口号，张贴着大字报。工厂里，工人们不再生产，而是分成不同派系，互相攻击。学校里，教室空无一人，黑板上写满了批判文章。政府机关大门紧闭，工作人员不是在上班，而是在参加“学习班”或“批斗会”。社会秩序几近崩溃，法律与制度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正常的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更不用说需要高度协调与稳定环境的国际合作项目了。

工厂停工“闹革命”，学校停课“搞大批判”。 生产线停滞，机器蒙尘，原材料堆积如山。教师不再授课，学生不再学习，而是被组织起来参加“革命活动”。在许多地方，武斗爆发，派系之间动用棍棒、土枪甚至炸药，争夺“革命领导权”。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兴南国援建的项目自然无法幸免。那些曾经热火朝天的工地，如今杂草丛生；那些曾经日夜运转的工厂，如今死寂无声。

那些曾经被视为“香饽饽”的兴南援华项目，一夜之间变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昔日的“先进生产力象征”，如今成了“修正主义的黑据点”。标语贴满了工地：“打倒洋奴哲学！”“砸烂技术崇拜！”“革命生产两不误，先把走资派斗倒！”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从批判项目负责人“崇洋媚外”“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到指责外国专家“搞技术封锁”“妄图控制我国工业命脉”。一些项目现场甚至被红卫兵占领，作为“革命指挥部”。在南方某省的一个化肥厂项目中，红卫兵组织了一场“揭批大会”，将兴南国专家的照片挂在台上，旁边写着“技术特务×××”，尽管此人只是普通的农业工程师。这种荒诞而残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