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3章 奇迹康复与深远影响（1/2）

第403章：奇迹康复与深远影响

1978年的春天，珠江农场的木棉花开得特别早。

顾平章站在自己那间简陋的平房前，仰头看着满树火红。阳光透过花瓣洒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咳嗽，没有胸闷，肺叶舒张得顺畅自然。

三年了。

从1975年那个濒死的冬天，到如今这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整整三年。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贴身的衣袋里，始终装着那个已经磨得发亮的铁皮药盒。里面还有三粒保命丹——李建国当年留下的十粒，他只用了七粒。三次在病情反复的危急时刻，这三粒药丸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不只是药。

顾平章转身回到屋里。墙角堆着几个印着“军用物资”字样的纸箱，已经空了。但箱子里曾经装的东西，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些深褐色的药膏，他吃了整整两年。从每天三次，到两次，到如今每周两次维持量。药膏很苦，但每次吃完，都能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胃里扩散到四肢，就像干涸的土地遇到春雨。

那些白色的营养粉，他吃了三年。开始时是为了活命，后来是为了恢复体力。现在偶尔还吃——不是必须，而是习惯。习惯了那种喝下去后浑身充满力量的感觉。

还有那些“土特产”：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面粉，做出来的馒头却格外香甜；晒干的蔬菜，泡开后颜色鲜亮得像刚摘的；甚至还有一小罐猪油，炒菜时放一点，满屋生香。

顾平章知道这些东西不普通。他在美国留学时见过最先进的营养学，知道这种级别的营养补充意味着什么。在农场这种地方，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而他的饮食质量，几乎达到了疗养院的标准。

这一切，都来自那个神秘的“李医生”。

不，不只是医生。顾平章心里清楚，能调动军队绝密通道运送药品，能持续三年不间断地供应这些特殊物资，能让他这个尚未平反的“走资派”在农场里安然康复——这背后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系统。

而他，是系统的受益者。

“顾老师！”一个年轻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是农场小学新来的教师小陈，二十出头，师范刚毕业，主动要求来农场支教。他不知道顾平章的真实身份，只知道这是个“有学问的老人”，经常来请教问题。

“进来吧。”顾平章温和地说。

小陈拿着一本《政治经济学》进来，指着一段话：“顾老师，这里讲的价值规律，我还是不太懂……”

顾平章接过书，看了一眼，笑了。这是他五十年代参与翻译的版本，有些措辞还是他定的。

他拉过凳子，开始讲解。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从价格波动到市场调节……讲着讲着，他发现自己思维清晰，逻辑严密，就像当年在大学讲课一样。

小陈听得入神，不时做笔记。

讲完，小陈感叹：“顾老师，您讲得比我们大学教授还清楚！”

顾平章笑笑，没说话。他心里知道，自己真的恢复了。不仅是身体，还有头脑——那个经济学家的头脑，那个能分析复杂问题、能设计政策框架的头脑。

这要感谢那些“健脑粉”。起初他以为只是安慰剂，后来发现真的有用。服用后，记忆力明显改善，思维敏捷度提高，长时间思考也不容易疲劳。

是药三分毒，但李建国送来的这些东西，似乎只有“药”，没有“毒”。三年了，他肝肾功能检查一切正常，甚至比生病前还好。

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晚饭时间，顾平章从床下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最后一点高营养面粉。他舀了半碗，和普通面粉掺在一起，做了两个馒头。

馒头蒸好，松软香甜。他慢慢吃着，想起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

第一年，是生存。靠着药物和营养支持，他活下来了。体重从90斤恢复到110斤，浮肿消退，能下床走路。

第二年，是恢复。开始能阅读简单的书籍，能写日记，能散步到农场边缘的小河边。那年秋天，他甚至帮农场会计做了次账目清理——复杂的三级核算，他只用半天就理清了。

第三年，是准备。他知道，时代在变。从报纸的只言片语，从偶尔听到的广播，从赵参谋越来越频繁的探望中，他能感觉到，冰封开始融化了。

而他，准备好了。

身体准备好了——如今他能连续工作八小时不觉疲惫。

头脑准备好了——经济学理论、国际经验、国情把握，这些东西从未离开他。

心态也准备好了——九年的磨难，让他更懂得这个国家的复杂，也更坚定要为她做点什么。

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从未谋面，却又无处不在的“李医生”。

顾平章吃完饭，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不是日记，而是一篇篇经济学思考的片段。

《关于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初步构想》《价格改革的三阶段设想》《对外开放的梯度推进策略》《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问题》……

每一篇都是他在深夜，就着煤油灯写下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框架越来越完整。

他知道，这些思考将来会有用。而他能有精力、有体力、有脑力做这些思考，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支撑着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再造之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消息传到农场时，顾平章正在给小学的孩子们上数学课。下课后，赵参谋匆匆赶来，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顾平章听完，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风吹过，木棉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要回去了？”他终于问。

“文件已经在走流程。”赵参谋说，“老爷子让我告诉你，做好准备。可能开春就要回北京。”

顾平章点点头，眼眶有些发热。

九年了。他终于等到这一天。

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最后起身，点亮煤油灯，给“李医生”写了封信——通过赵参谋的渠道，这是他们三年来的第三次通信。

信很短：

“李大夫钧鉴：近日闻春风将至，冰河将开。仆蒙再造之恩，得以苟全性命，更幸神智未衰，尚能思考。倘得重见天日，必以残躯报国，亦不负先生当年救命之德。他日若有机缘，当面谢恩。顾平章顿首。1978年12月25日夜。”

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送到，不知道那个神秘的李医生能不能看到。

但他必须写。

1979年3月，平反文件正式下达。

顾平章离开农场那天，是个晴天。农场长带着一帮人来送行——态度恭敬，与当年判若两人。

他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几件衣服，几本书，那个铁皮药盒，还有三年来写满思考的笔记本。

车子驶出农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木棉花又开了，火红一片。

再见了，这个地方。九年光阴，九死一生。

但还好，他活下来了。而且，准备好了。

回到北京，一切都在快速变化。

顾平章被安排到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特邀研究员。办公室不大，但有一整面墙的书架。窗外的长安街，车流已经开始增多。

他开始工作，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

上午参加研讨会，下午撰写报告，晚上阅读最新资料。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但丝毫不觉疲惫——身体底子打好了，李建国那三年的调理，让他有资本这样工作。

很快，他的价值显现出来。

在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中，他提出“双轨制”的过渡思路——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逐步过渡。这个建议被采纳，成为八十年代初价格改革的重要策略。

在对外开放的研究中，他建议“先特区，后沿海，再内地”的梯度推进模式，也被写入政策文件。

每一次，他的建议都基于扎实的理论和国情分析，既有国际视野，又接地气。同事们惊讶于这个刚从农场回来的老人，思维竟然如此超前、如此敏锐。

只有顾平章自己知道，这三年，他并没有停止思考。在李建国的药物和营养支持下，他的大脑一直在运转，在准备。

1980年初春，顾平章被任命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任命下来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长安街的灯火。

九年沉沦，三年康复，一年复出。这条路，走得太难。

但总算走出来了。

而且，他有了一个目标：不只是做研究，还要做实事。要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真正推动这个国家的经济变革。

而要做事，就需要资源，需要支持，需要……盟友。

他想到了李建国。

三年了，他仍然不知道这位“李医生”的真实身份。赵参谋守口如瓶，只说是“一位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

但顾平章有自己的判断。能调动军队资源，能提供那些特殊药品和营养品，能在那种环境下持续支持一个人三年——这样的人，绝对不简单。

而且，从赵参谋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中，他能感觉到，这位李医生在做更大的事：不只救了他一个人，还在救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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