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9章 家规与决定（1/2）
1966年元月三日，雪后初晴。
轧钢厂干部楼三层的李家，门窗紧闭，厚厚的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将冬日的阳光和窗外的世界一并隔绝在外。屋里却暖意融融，炉火烧得正旺，水壶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
客厅里，气氛不同寻常。
李建国坐在主位的藤椅上，面前的小方桌上摊开着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林婉清坐在他右侧，手里织着毛线活，但针脚明显比平时慢了许多。九岁的振华和四岁的安然坐在小板凳上，两个孩子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寻常的气氛，都乖乖地坐着，小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严肃。
“今天开个家庭会。”李建国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沉稳，“有些话，得跟你们说清楚。”
林婉清抬起头，手中的毛线针停了下来。
“爸爸，什么会呀？”安然眨着大眼睛问。
“很重要的会。”李建国看着女儿，目光柔和了些，“安然，你先和哥哥去里屋玩一会儿，爸爸和妈妈说完话就叫你们。”
振华懂事地拉起妹妹的手：“走，哥哥给你讲故事。”
等孩子们进了里屋关上门，李建国才继续开口。他从桌上拿起一张《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社论标题：“婉清，你看看这个。”
林婉清接过报纸，快速浏览着。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深入开展...触及灵魂...思想改造...”她轻声念着这些词汇，抬起头时眼中满是担忧，“建国，这是...”
“山雨欲来。”李建国言简意赅，“接下来一段时间，厂里、社会上，都会很不太平。有些事，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林婉清放下报纸，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怎么办？”
“第一，立家规。”李建国翻开笔记本，拿起钢笔，“从今天起，咱们家要遵守三条规矩。”
他在本子上写下第一行字：“一、低调做人，不显山不露水。”
“婉清，你以后少和邻居聊家长里短，特别是别议论时政。有人问起我在厂里的事，就说‘不清楚’、‘他是搞技术的，我也不懂’。”
“孩子们在学校，告诉他们在学校只读书，不参与任何活动。如果有人动员他们‘参加运动’，就说家长不让。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
林婉清点点头，把这些记在心里。
“二、谨慎行事，不授人以柄。”李建国写下第二行，“从今天起，家里不吃特殊的东西，不穿特殊的衣服，不用特殊的物品。咱们就过最普通工人的生活。”
他看向妻子：“空间里的东西，除非必要，一概不动。吃穿用度，全部走正规渠道购买，票据齐全，账目清楚。”
“我明白。”林婉清说，“可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
“粗茶淡饭养人。”李建国语气坚定，“这个时期，安全比营养更重要。”
“三、不闻不问，做好本分。”他写下最后一行，“外面的事，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不议论，不传播，不打听。我上班做好技术工作，你带好孩子管好家，孩子们读好书。各安其位，各尽其责。”
三条家规写完，李建国合上笔记本，看着妻子：“这些能做到吗？”
“能。”林婉清毫不犹豫，“可是建国，光咱们家这样...够吗？我听说，有些人家已经开始...”
“开始什么？”李建国问。
“开始...划清界限。”林婉清声音低了下去，“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都有人开始互相揭发，互相批判。我怕...”
“怕有人来找你，让你揭发我？”李建国平静地问。
林婉清眼圈红了，点点头。
李建国握住妻子的手：“婉清，咱们结婚十一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我李建国行得正坐得直，工作上认真负责，技术上精益求精，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如果有人让你揭发，你就照实说——说李建国工作拼命，常常加班；说他对技术要求严格，有时候不近人情；说他关心工人，帮助同事...这些都是事实，你照实说。”
“可是...”
“没有可是。”李建国打断她，“记住，真话最有力量。你照实说，他们就拿你没办法。而且...”他顿了顿，“我也做了安排，不会让你和孩子为难。”
林婉清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建国，你是不是已经...”
“先不说这个。”李建国站起身，“叫孩子们出来吧，有些话也要跟他们说。”
振华和安然从里屋出来，重新坐回小板凳上。李建国看着两个孩子，语气变得格外温和：“振华，安然，爸爸今天说的话，你们要记住。”
“爸爸你说。”振华挺直腰板。
“第一，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但如果有同学或者老师，让你们做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比如去街上喊口号，去贴大字报，去批判谁——你们要说：‘我爸爸不让，我要回家问爸爸’。”
安然似懂非懂地点头。振华问：“要是他们非要我们去呢？”
“那就回家。”李建国说，“直接回家，不要争辩，不要对抗。天大的事，回家告诉爸爸。”
“第二，”他继续说，“如果有人问你们爸爸在厂里的事，问咱们家的事，你们就说：‘我不知道’、‘我爸爸不跟我说这些’、‘我要做作业了’。记住了吗？”
“记住了。”两个孩子齐声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李建国看着儿女的眼睛，“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无论别人说什么，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咱们是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明白吗？”
“明白！”振华大声说。安然也跟着说：“明白！”
家庭会开了一个小时。结束时，李建国让林婉清带着孩子们去准备午饭，自己则回到书房，关上了门。
他从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是一份已经写好的文件——标题是《关于申请下放车间劳动锻炼的报告》。
这个决定，他已经思考了整整一个星期。
在所有人看来，他现在是轧钢厂最年轻的总工程师，部里表彰的先进典型，李怀德副厂长最信任的“肱股之臣”。前途一片光明，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
可他却要主动申请下放车间，去当一名普通工人。
这确实是个让所有人都会意外的决定。
但李建国有他的考量。
第一，避开风口浪尖。总工程师这个位置太高，太显眼。在接下来的运动中，这样的位置必然成为焦点。而下到车间，混在工人中间，反而安全。
第二，贴近群众。工人是工厂的根基，也是最朴实的群体。和他们在一起，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也能建立最牢固的关系。在动荡时期，群众基础比领导赏识更重要。
第三，保护技术。在车间一线，他可以更直接地参与生产，保护关键设备，指导实际操作。有些事，在办公室里做不到，在车间里反而能做。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时间。他需要时间观察，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等待。在车间里，他能获得这种宝贵的“缓冲期”。
当然，这个决定也有风险。可能会被人误解为“逃避斗争”，可能会让李怀德不满，可能会影响今后的发展。
但这些风险，与可能面临的更大风暴相比，都微不足道。
李建国铺开报告纸，开始誊写。钢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写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
“尊敬的厂党委：在当前全国上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好形势下，作为一名技术干部，我深刻认识到，自己长期从事技术管理和设计工作，脱离生产一线，脱离工人群众，这是最大的不足和缺陷。为了更好地改造思想，提高觉悟，向工人阶级学习，特申请下放车间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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