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飞行日志里的“军号”（1/2）

晚上八点，武汉某酒店的房间内，长江湿润的夜风透过微微开启的窗户缝隙渗入，带来远处江轮低沉的汽笛声。书桌上，台灯的光晕柔和地笼罩着摊开的资料和那支沉默的黄铜军号。陈砚结束了与李敏研究员的初次接洽，此刻正独自沉浸在新获得的线索之中。

面前摊开着李敏提供的《武汉空战纪实》专着，以及几页珍贵的、从纪念馆档案中复印的伊万·彼得罗夫飞行日志片段。纸张泛黄，上面的字迹是流畅的西里尔文，夹杂着一些简短的英文注释和生涩的汉字标注，显露出书写者努力适应异国环境的痕迹。旁边，那支军号静静躺着，号管内侧，代表伊万的那个“ИВ”刻痕，正持续散发着一种淡金色的、稳定的微光，仿佛与纸上那些来自八十多年前的文字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振。

陈砚借助一旁的译文注释，逐字逐句地研读着飞行日志的内容。他的目光停留在1938年9月下旬的一篇记录上。那时的笔迹显得有力而略显兴奋：

“1938年9月25日，武汉近郊。伤口基本愈合。今天，一位同样在此养伤的中国军官，姓赵（他费力地写下了‘赵’这个字），找到我。他的一条手臂还缠着绷带，但眼神非常明亮。他递给我一样东西，用一块干净的布包着。打开一看，是一把中国的军号，黄铜质地，有些旧了，但擦得很亮。他说，这把号来自北方的战场，上面刻着几位已经牺牲的战友的姓氏。他握住我的手，用不太熟练的俄语单词混合着手势对我说：‘这个……给你。它……能带来胜利的消息。你，带着它，飞上天，打掉更多……日本飞机！’我收下了。这不仅仅是一件礼物。我感觉到一种沉重的托付，一种来自这个苦难深重却坚韧不屈的民族的祝福和期盼。我相信他的话。”

陈砚的手指轻轻拂过旁边军号的号身。冰凉坚硬的触感下，仿佛能感受到当年那位不知名的赵姓军官递出它时的体温与郑重，也能感受到伊万接过它时心中那份跨越国界的责任与信念。这把军号，它所串联起的，早已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从东北抗联的王铁山，到淞沪战场的赵德胜，到徐州前线的赵振国与林岚，到缅北丛林的陈铭，如今，它又将一位来自苏联、将热血洒在中国长空的国际主义战士，紧紧地联系在了这条由牺牲与信念编织的英雄链上。

它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见证，更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旗帜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为共同正义事业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实物象征，是人类对和平与自由永恒追求的微小却坚固的注脚。

他继续向下阅读。日志中不止一次提到武汉的普通民众：

“10月3日，迫降在武昌郊外一片农田。飞机受损，我跳伞时扭伤了脚踝。几个正在地里干活的中国农民发现了我。他们不会说俄语，我也只会几个中文词。但他们看到我的飞行服，立刻明白了。他们没有恐惧，没有犹豫。一个年长的妇人从怀里掏出还温热的饼子塞给我，几个男人找来简易的担架，把我抬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对着我笑，比划着，嘴里反复说着‘谢谢’、‘打日本’……我无比感动。在这些朴实的人们身上，我看到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力量。他们的善良和勇气，是我们这些在天上作战的人最坚实的后盾。有这样的支持，我们，他们，所有人，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

陈砚放下译文，心中波澜起伏。伊万的记录，从一个独特的国际视角，印证了抗战史诗中不可或缺的另一面：人民的伟力。战争不仅是军队的厮杀，更是人心的向背。中国老百姓对援华国际友人的无私救助与真挚感谢，与他们对本国军队的支持一样，构成了抗战洪流中最深厚、最温暖的基底。这清晰地表明，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东方战场，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援助，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与巨大牺牲，也同样为全球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际援助与人民支持，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驱动了胜利的到来。

他拿起手机，给周姐发去了一条信息，简要汇报了武汉之行的初步成果：伊万·彼得罗夫飞行日志中关于获得军号的关键记载，以及其中透露出的中苏军民深情，这些发现与军号实物完美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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