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曾文正公年谱卷二（一）（2/2）

九月初，吴文镕从贵州赶赴湖北，途经长沙时，写信召曾国藩到省城相见。曾国藩因军务繁忙，无暇离开驻地。吴文镕火速赴任，此时太平军已攻陷黄州、汉阳，北面侵扰德安，南面进犯兴国，湖南岳州也宣布戒严。骆秉章紧急致信曾国藩商议防御事宜，曾国藩鉴于茶陵、安仁匪患已平，便下令调塔齐布等部火速赶赴长沙，同时调回援救江西的湘勇部队回防湖南。

二十七日，接到皇帝谕旨：“长江上游武昌最为关键要地，若稍有疏忽，将导致整个湖北震动。着令骆秉章、曾国藩立即选派精兵勇卒，并酌情调拨炮船，委派得力将领火速赶赴下游，与吴文镕等部会合剿匪，全力遏制贼寇攻势，不得稍有延误。钦此。”

十月初三日，接到皇帝谕旨：“曾国藩训练乡勇成效显着，剿灭土匪已见成效。着令其酌情率领练勇火速赶赴湖北，所需军饷等项由骆秉章筹措拨付。两湖地区唇齿相依，自当不分彼此统一调度。钦此。”

王錱招募湘勇，最初计划为江西各军复仇，后来得知太平军进犯湖北的消息，骆秉章便下令让他招募三千兵勇驻防省城。曾国藩见王錱锐气过盛难以驾驭，便写信告诫他。同时又致函骆秉章，指出兵贵精不贵多，新招募的兵勇未经训练，遇敌容易溃散，且粮饷供应困难，建议加以裁减。骆秉章未能采纳这一建议。此时罗泽南正从吉安率军返回湖南，李续宾分领一营，屡立战功。

杨虎臣、康景徽率领的两营湘勇先后从江西返回长沙，加上王錱新招募的兵勇及调集的部队，驻守省城的兵力已达万人。湖广总督吴文镕抵达湖北后，多次请求增援。此时又接到圣旨：“武昌形势万分危急，着令曾国藩遵照前旨，立即率领兵勇船炮赶赴下游会剿，以策应武昌。钦此。”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后，决定派王錱率所部湘勇驰援湖北。后因太平军战船东撤，湖北解除戒严，湘勇最终未能北上。

曾国藩认为当前剿匪的困难不在于增兵，而在于筹措军饷；不在于招募兵勇，而在于缺乏善于统兵的将领；不在于陆战，而在于水战。江忠源守卫南昌时，曾派夏廷樾、郭嵩焘在樟树镇打造数十具木排，上置火炮，计划冲击敌船。木排刚完工准备出击，敌军已撤出鄱阳湖。此时曾国藩也在衡州仿制冲排，经水面试验后发现笨重迟缓难以实用，于是改购民船加以改造为炮船。

二十四日，曾国藩上奏折称：“武昌现已解除戒严，臣暂缓前往湖北，并请求筹备战船，合力围剿。贼寇以舟船为巢穴，在长江千里水域肆意横行。若要进剿，必须以战船为第一要务。臣现于衡州试行赶造战船，若见成效，即亲自率船队驶赴下游。”此奏获得朱批：“所虑极是，卿能权衡缓急，实属可嘉。钦此。”当时广东解送江南大营的饷银途经长沙，曾国藩另附奏片，请求截留四万两白银作为筹办炮船、招募水勇的经费。

湘军营制规定，每营编制三百六十名战斗兵员，另配一百四十名后勤长夫，合计五百人。曾国藩选拔将领设立四项标准：第一要具备治理才能，第二要不怕牺牲，第三要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耐劳。他计划招募六千新兵，加上江忠源原有部队，整编成万人大军。

这个方案刚提出，江忠源就上奏请求调派曾国藩训练的六千人出省剿匪。朝廷随即下旨：“湖北局势危急，已降旨令江忠源暂留剿贼。着曾国藩立即将选募的六千楚勇，配备火炮器械，筹措船只，由该侍郎亲自率领驶出洞庭湖，沿长江迎头截击，肃清江面贼船。料想曾国藩与江忠源必能统筹全局。钦此。”

此前在湖北田家镇驻防的兵勇溃败后，部分逃窜至湖南境内，沿途劫掠商旅。曾国藩下令抓捕，一经查获立即处决示众，百姓因此得以安宁。

当月，曾国藩致信湘乡乡绅，提议在县城修建忠义祠，祭祀在江西阵亡的四位营官，并将湘勇将士一并配享祭祀。

江忠源率军回驻汉阳，奉旨升任安徽巡抚，并受命统筹湖北、安徽两省军务，根据形势缓急相机进剿。当时太平军已占据安庆，计划以庐州为省会。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安徽原籍办理团练，遭遇太平军从舒城、桐城北窜，吕贤基率军迎战阵亡。周天爵也在家中去世。江忠源见湖北战事刚平息，安徽局势更为危急，便抱病率军北上驰援庐州。行军至六安时，病情加重。

十一月，朝廷颁布谕旨：“宋晋上奏称曾国藩在乡里素有声望，百姓乐于为其效力，请命其挑选精练勇丁，雇备船只，顺长江东下，与江忠源部水陆并进，迅速剿灭贼寇等语。现今安徽逆匪气焰嚣张，接连攻陷桐城、舒城，进逼庐州府城，吕贤基已经殉国，江忠源又身染疾病，安徽省形势危急。究其根源，实因长江水域缺乏水师战船拦截追击，致使贼寇往来自如，匪势日益猖獗。该侍郎此前奏折中亦曾筹划虑及此事。”

朝廷随即下旨：“着令立即赶造战船、置办火炮，并率领先前招募的六千兵勇，由该侍郎统率，从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部水陆并进夹击贼寇。该侍郎向来忠诚可靠，兼具胆识谋略，为朕所深知，必能统筹全局，不负朝廷重托。钦此。”此前谕旨中已有“肃清江面”的指示。当时各省都苦于太平军行动飘忽，曾国藩特别重视筹建水师。

先前打造的木排因不适用而被废弃，而水师战船又无人见过实物，初创水师之举令众人面面相觑，惊骇不已。曾国藩日夜苦心思索，广泛采纳各方建议。岳州营守备成名标、广西候补同知褚汝航、知县夏銮等人，先后奉调抵达曾国藩大营。

曾国藩将他们留在军营，详细询问拖罟、长龙、快蟹、舢板等战船的样式，召集衡州、永州的工匠按样式制造。他精心研究，深思熟虑，竭尽全力。彭玉麟、杨载福来到军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极力推荐两人的才能，曾国藩便提拔任用他们。广西巡抚劳崇光奉命押送二百门炮前往湖北，途经衡州时正值田家镇防军溃败，曾国藩便截留了这批火炮及护送的水手，用于训练水师。

由于湖南藩库银两不足以支付军需，曾国藩练兵所需的军饷主要依靠劝捐筹集。他选派官员和士绅在各州县设立捐局，避免使用官府公文摊派，以防强迫勒索。他自行刊印军功执照，加盖巡抚和布政使印信，根据捐款数额大小，分别授予六品至九品的虚衔。

常宁县土匪作乱，县城失守，曾国藩调派千总周凤山及其弟曾国葆率兵勇前往剿办。十一日，贼匪窜据羊泉洞，又调张荣组、储玫躬率兵勇会剿。十四日，贼匪攻陷嘉禾县，进犯蓝山县，随后又占据道州四庵桥。曾国藩再增调邹寿璋、魏崇德率兵勇前往围剿。各营与贼匪交战均有斩获，其中以储玫躬战功最着。曾国藩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联名上奏，陈述常宁土匪作乱杀害官员之事，并奏明已派兵勇剿办、擒获首要匪犯等情。

二十六日，曾国藩上奏折称：“现正筹备水陆各军奔赴安徽会剿，但战船火炮及水军一时难以准备就绪。此前奉旨特派广西右江道张敬修前往采购洋炮、广炮千门，并带领工匠从广东来湖南。臣专候该道抵楚后，方能启程。”另附片奏请设立水路粮台，调用湖南漕米二三万石以供军需。又附片奏请将经手劝捐所得款项纳入筹饷新例，随时颁发部颁执照，以避免捐资者观望拖延。

曾国藩原计划招募六千陆勇，本打算交由江忠源统率，后奉旨筹建水师，才开始制定水陆并进、万人东征的战略。他先派江忠源之弟江忠濬率一千兵勇赴安徽，自己则着手筹备战船，计划建造炮船二百艘，另雇民船二百艘随行。水师沿江行进，陆军则沿两岸推进，其战略布局大致如此。初创阶段事务繁杂，经费浩大，常有筹措不及之时。曾国藩便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反复书信商议。骆秉章多方协调，逐步解决问题。曾国藩曾以“蚊虻负山，商距驶河”自比，又发出“精卫填海，杜鹃泣血”的感慨。这支水师后来成为平定东南的根本力量，而当年冬季，正是最为艰难曲折的关键时期。

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派褚汝航前往湘潭另设船厂，负责监造战船；衡州船厂则委派成名标监督。所造战船中，大型的称为快蟹，次一等的叫长龙，又购买民间钓钩船改造为炮船。褚汝航还按规格增造了数十艘舢板和小艇。两处船厂所造船只相互比较，取长补短。其中湘潭船厂所造战船尤为坚固锋利。

太平军战船回窜湖北，再次攻陷黄州。曾国藩致信湖广总督吴文镕，认为当前南北两省应以坚守省城为主，必须等水师组建完成才能出兵进剿。湖北巡抚崇纶上奏弹劾吴文镕闭城死守，朝廷下旨严厉斥责，吴文镕被迫出城，前往黄州督师。吴文镕在给曾国藩的遗书中写道：“我本打算坚守待你东下会剿，这才是正理。如今被人逼迫，唯有一死报国，别无他念。你所训练的水陆各军，必须等到稍有把握才能出兵应敌，切不可贸然东下。东南大局全系于你一人，务必谨慎行事，只怕今后再无人能继你之后。我与你的处境终究不同啊。”曾国藩接信后，深感忧虑。

骆秉章调派罗泽南等率领两营湘勇沿湘江而上，会剿土匪。初十日，部队抵达衡州。曾国藩与罗泽南商议军事，重新制定陆军营制：每营五百人，下设四哨，每哨八队，另设亲兵一哨六队，火器与刀矛各占半数。每营配备长夫一百八十人，从营官、哨官、队长到普通士兵的薪饷粮饷，都由曾国藩亲自核定。他制定营制数十条，营规亦数十条。此后湘勇转战各省，都严格遵循这套定制行事。

广东协助拨付湖北军饷七万两，委派专员押送湖南，途经郴州、桂阳。恰逢永兴县爆发土匪作乱，曾国藩便命令罗泽南率兵勇前往迎接护送广东军饷，同时剿灭土匪，最终平定匪患。

曾国藩先前上呈的奏折于十六日收到皇帝朱批：“如今安徽省急需救援，若仍固执己见，未免太过迟缓。朕知你尚能秉持天良，故特命你前往救援，以解燃眉之急。今观你所奏，竟欲以一人承担数省军务。试问你的才能可堪此任？平日妄自尊大，以为无人能及，及至临事，若能言行一致自然甚好。若稍显慌乱，岂不让天下人耻笑？着即设法火速赴援，能早一步便得一步之利。你既自诩能担此重任，自非畏缩之辈可比，既出此言，便须言行相符，做给朕看。钦此。”

曾国藩于二十一日上疏，逐条陈明：第一，出发日期必须等广东解送的火炮运抵湖南，配备基本充足后才能启程；第二，黄州巴河现被敌军占据，必须先肃清湖北境内江面，才能进军安徽；第三，武昌地处南京上游，是敌军必争之地，当前应全力固守武昌，而后方可进剿；第四，现所练湘勇正在郴州、桂阳一带剿匪，不能立即调回，待来年正月船炮准备就绪时，再一并带往下游。

曾国藩在奏折中最后陈述道：“如今军饷匮乏、兵力单薄，实在不敢保证能取得成效，唯有以一片赤诚之心，不敢贪生怕死罢了。与其将来毫无战果，背负欺君大言之罪，不如现在据实禀明，甘受畏缩不前之责。”奏疏呈上后，皇帝朱批道：“成败得失固然难以预料，但你的忠心可昭日月，不仅朕心知肚明。若甘心承受畏缩之罪，实属不该。钦此。”

曾国藩再次上奏称：“衡州、永州、郴州、桂阳一带，尚有一股会党匪徒未能剿灭干净，残余党羽甚多。这股会匪实为湖南大患，也是臣经手未了之事。”皇帝朱批道：“你以在籍人员身份能如此尽心出力，实属难得。可通知巡抚派兵剿办，或由你素来信任的士绅酌情处理亦可。钦此。”

曾国藩又针对衡阳、清泉两县以保甲制度催收钱粮一事上奏：当地官府若遇百姓抗税欠粮，便责罚保甲人员，而保甲人员也趁机包揽舞弊，反而荒废了团练防务。曾国藩下令两县改革，规定保甲只负责稽查土匪，钱粮催征仍归官府差役办理。此改革方案随奏折附片呈报后，获皇帝朱批：“此等积弊亟应革除，着即通知骆秉章将改革章程速速复奏。钦此。”当时衡州府县差役人数众多，常在乡里敲诈勒索、仗势欺人。曾国藩查获数名恶差后立即处决，毫不姑息。凡地方事务，只要有所见闻必予整顿，旨在铲除奸邪以安良善，从不因越权干预而有所顾忌。

江忠烈公江忠源抱病从六安赶赴庐州府驻守，太平军纠集重兵将城池层层围困。刘长佑、江忠濬等率楚勇前往救援，但各路援军均被阻截无法前进。十二月十七日，庐州城破，江忠源投水殉国。城内殉难官员难以尽数，其中候补知府陈源衮、知县邹汉勋死节尤为壮烈。陈源衮是曾国藩的同年挚友，邹汉勋也是曾国藩所器重之人。

此时湘军船厂日夜赶工，年终无休，战船已建成过半。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从衡州返回家乡探亲。

这年夏季四月，太平军将领林凤祥率部从扬州北上，攻占滁州，占据临淮关，随后攻陷凤阳府，继续北进河南，攻破归德，进逼开封省城，渡过黄河。六月，围攻怀庆府。八月，流窜进入山西，攻陷平阳府，又转战至临洺关，攻占深州。九月，进犯天津府，占据静海、独流两城。江南大营统帅向荣和江北大营统帅琦善分别驻守两城外线，围攻整年却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内阁学士胜保率军追击林凤祥部，转战数千里，但太平军行动迅猛难以遏制。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怀庆击败太平军。当太平军流窜山西、侵扰京畿时，山西巡抚及以下失职官员，以及统兵的都统、提督、总兵等高级将领多被问罪。朝廷下诏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将讷尔经额逮捕治罪。同时特命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调集兵力联合进剿，太平军势头稍受遏制。左都御史雷以诚在扬州招募乡勇，首创征收厘金税以筹措军饷。此后各省推行厘金制度，即由此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