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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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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东省纪委办公楼的灯光,常常在深夜里独自亮着一层。田国富坐在办公桌后,指尖划过一份份标注着“秘密”的材料,眉头拧成了疙瘩。窗外的省城夜色繁华,可这繁华背后,赵家势力织就的一张大网,早已将汉东政坛笼罩得密不透风。自三年前空降汉东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就带着京都高层的嘱托,悄悄开启了对汉东政治生态的摸底与证据收集。可他没想到,赵立春的强势与赵家帮的盘根错节,竟让他这把“反腐利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锋芒内敛,寸步难行。

田国富初到汉东时,曾想过打开局面。他先是调阅了近五年来的信访举报档案,发现涉及赵瑞龙及其关联企业的举报信堆成了小山,内容从违规拿地、围标串标到勾结黑恶势力,桩桩件件都指向赵家。可每当他想启动初核,就会遇到层层阻力。省纪委的调查方案刚送到省委常委会讨论,赵立春便会以“维护地方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为由,轻描淡写地压下来:“国富同志,汉东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不能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举报就随便调查企业,影响营商环境啊。”

赵立春的语气看似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作为汉东省委书记,他在任多年,门生故吏遍布全省,从政法系统到经济部门,从省城到地市,几乎每个关键岗位都有他的亲信。省纪委的不少中层干部,都是赵立春一手提拔起来的,田国富想调动人手开展深入调查,消息转眼就会传到赵家帮耳中。有一次,他安排纪检干部暗中核查赵瑞龙在吕州的房地产项目,刚调取了土地出让档案,就被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赵家亲信以“档案涉密”为由强行收回,核查小组还没来得及固定证据,就被以“跨区域执法违规”为由叫停。

“田书记,不是我们不干活,是实在动不了啊。”省纪委副书记私下向田国富诉苦,“赵书记在汉东的根基太深了,我们查他的人,就等于捅马蜂窝。上次核查组的同志,回去后就被调去了偏远地区挂职,这明摆着是警告啊。”

田国富何尝不知道其中的难处。他虽是省委常委,与赵立春同级,理论上拥有同级监督的权力,可在汉东的政治格局里,赵立春早已形成了“一言九鼎”的强势局面。省委常委会上,只要赵立春表了态,很少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高育良作为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是赵立春的核心嫡系,自然全力附和;刘省长虽想保持中立,可在赵立春的强势面前,也只能选择沉默。田国富的反对声音,往往显得孤立无援,他提出的调查建议,要么被搁置,要么被打回补充材料,一次次不了了之。

这三年里,田国富只能选择“默默耕耘”。他不再急于启动大规模调查,而是将重心放在了证据收集和线索梳理上。他利用调研的机会,深入各地市,与基层干部、退休老同志、企业负责人私下谈话,一点点拼凑赵家帮的利益链条。他要求纪检干部将所有涉及赵家的举报信分门别类,逐一核实细节,哪怕是看似无关紧要的资金流水、通话记录,也全部存档备查。他知道,赵立春的势力再大,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只要证据足够扎实,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为了避开赵家帮的耳目,田国富甚至建立了一套秘密联络机制。基层有可靠线索,会通过加密邮件或专人传递的方式上报;重要证据则由他亲自保管,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从不离身。有一次,一位曾参与赵瑞龙项目招投标的工程师,想向省纪委举报围标内幕,却怕遭到报复。田国富亲自开车去见他,在郊外的荒山上,工程师颤抖着交出了关键证据——一份记录着围标价格和贿赂金额的笔记本。田国富握着笔记本,看着工程师恐惧的眼神,心里既沉重又坚定:“你放心,只要证据属实,我一定给你一个公道,也给汉东人民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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