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爱恨情仇（11）（2/2）

“听起来……还行，语气比想象中平静。”李强吹了吹茶杯上氤氲的热气，揉着眉心，“他说在那边基本安顿下来了，靠着之前变卖饭店和家里东西的钱，在包头一个靠近矿区的地方，租了个不大的门面，还是做饭店，主打陕北风味。说那边矿上打工的陕北、甘肃老乡不少，生意马马虎虎，还能维持。就是……”他顿了顿，“说那边气候比咱老家还干，风沙特别大，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蔬菜也少，也贵，不比咱们黄土沟里自己种的新鲜。”

“小芳呢？还有他女儿？”我追问。

“他没细说，”李强摇了摇头，“只含糊地说小芳在店里帮忙，打理后厨和前厅，女儿也接过去了，在那边找了个幼儿园上着。”他沉默了一下，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他……问起我爸的身体，也问了……刘家那几个孩子的情况。我大概跟他说了说，说建红姐带着他们，都还好，小梅很懂事。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呼吸声很重，最后只说，‘强子，替我……唉，算了，不说了。你们在南方，好好的。’”

这通跨越了遥远距离的电话，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我们刚刚恢复些许平静的心湖，漾开层层复杂难言的涟漪。王猛，他试图在遥远的、环境更为严酷的异乡重建生活，试图背负着父亲的罪责、情感的纠葛以及道义的谴责，开始一段所谓的“新生”。但这“新生”里，掺杂了太多无法言说的苦涩、漂泊无根的茫然，以及永远无法卸下的心理枷锁。他不再是我们初到陕西时，那个在酒桌上豪爽劝酒、拍着胸脯说“有事找哥”、看似憨直热情的王猛了。命运的巨大转折，如同无情的匠人，已经彻底重塑了他，在他身上留下了谨慎、沉郁、甚至有些颓唐的烙印。我们之间，也因为那场无法挽回的血案，因为小芳和孩子们被彻底改变的命运，永远地隔了一层厚障壁。我们依旧会关心他，但这种关心里，掺杂着太多难以厘清的情绪——有同情，有叹息，或许，还有一丝无法完全释怀的、对于“背叛”与“冲动”的复杂观感。

这种南北之间的拉扯，不仅体现在空间的距离和人际的联系上，更深刻地渗透进时间的流逝与季节的变换里。

江南的冬天，是阴冷潮湿的，那种寒意不像北方的干冷那样直接猛烈，而是无声无息地、绵绵密密地钻进你的骨头缝里，让你无处可逃。我们依赖着空调、电暖气、电热毯，努力在室内营造一个个温暖的“孤岛”。每当这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黄土高原上的冬天。公公在电话里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说，家里已经下过一场小雪了，不大，薄薄地盖了一层，山上都白了。窑洞里早就生起了火炉，暖和得很，坐在炕上烙屁股，就是出门得穿厚棉袄，戴棉帽子，不然耳朵能冻掉。他语气里带着一种几乎是自豪的满足，仿佛与严寒抗争并成功找到安居之法，是生活里一项了不起的、值得夸耀的成就。我想象着那片辽阔雄浑的土地被洁净的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苍茫寂静，唯有散落在黄土坡上的一座座村庄，那些窑洞的窗口，在夜晚会透出点点昏黄的、温暖而坚实的光。那是一种与江南冬天躲在钢筋混凝土盒子里、依靠机械取暖截然不同的、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雄浑而朴素的诗意。

李强对故乡的思念，在这种鲜明的季节对比和具体的生活差异中，变得愈发具体和浓烈。他开始有意识地在网上搜索关于陕西、关于陕北的新闻，关注那边每天的天气变化。他会因为看到一条关于“陕北小吃技艺传承”的推送而驻足良久，会因为视频软件里偶然刷到的一段高亢悲凉的秦腔唱段而侧耳倾听，神情专注。有一次，我们周末去逛一个大型超市，在熟食区看到一个摊位挂着“陕西凉皮”的牌子，他立刻眼睛一亮，买了两份。回到家，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餐盒，拌上调料，吃了一大口，咀嚼了几下，却缓缓地摇了摇头，有些失望地说：“味道不对，皮子不够筋道，软塌塌的，辣子只有咸味和色素，一点都不香，没有那个灵魂。”那碗只吃了几口的、味道不正宗的凉皮，就那样被剩在桌上，最终被倒进了垃圾桶。它像一个无声的、略带伤感的证明，证明有些东西，它的魂魄与精髓，一旦离开了孕育它的那片特定的土地、那里的水和风物，就很容易失散，只留下一具空洞的、徒具其形的外壳。

他这种身在南方、心系北方的矛盾心理，在临近农历春节时，达到了顶峰。按照我们过去几年的惯例，春节应该留在南方，陪我年事已高的父母一起守岁过年。但李强，好几次在看到电视里开始播放春运新闻、或者听到窗外零星响起的鞭炮声时，都会显得坐立不安，几次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最终又把话咽了回去。

“今年……春节，”他终于在一个晚上，我们靠在床头看书时，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用带着明显试探和不确定的口气问我，“要不，我们回陕西过年？陪我爸过个年。他一个人……冷锅冷灶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我看着他转过头来，眼中闪烁着的、混合着强烈期待与生怕被拒绝的不安的光芒，心里瞬间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填满。我明白，这个提议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仅仅是想念父亲，想念那片土地，他更是想用一场期盼已久的、象征团圆的节日盛典，去重新确认和加固自己与故乡之间那条几乎被悲剧割裂的联结，想用鞭炮的热闹、饺子的香气、团聚的欢声，去努力冲淡这一年多来，始终笼罩在那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上空的悲怆与压抑的阴影。

我沉默了片刻。脑海里迅速闪过许多画面：陕北冬天那如同刀子般凛冽的、能吹裂皮肤的寒风；旱厕在严寒中使用的不便与尴尬；村里那些可能并未完全平息、依旧会在茶余饭后流传的、关于刘家和王家的闲言碎语；以及面对公公时，那份因为语言和习惯差异而始终存在的、若有若无的生疏感……说实在的，从个人舒适的角度，我内心是有些畏惧和抵触的。但当我抬起头，清晰地看到李强那双几乎带着恳求意味的眼睛，以及他因为紧张而微微抿起的、显得有些苍白的嘴唇时，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瞬间软了下来。我想到他这半年多来的沉默与漂泊感，想到公公独自守在老窑里的孤寂，甚至想到小梅信里那句“盼望你们有机会再回陕西看看”。

“好。”我点了点头，伸手过去，握住他有些冰凉的手，给了他一个肯定的、温暖的笑容，“我们回去。回去陪爸过年。也确实该回去看看小梅他们了，看看她们在新家过得怎么样。”

李强眼中瞬间迸发出的、那种如同孩童得到最珍贵礼物般的纯粹光亮，足以驱散江南冬日所有的阴冷与潮湿。他一把紧紧抱住我，手臂用力，仿佛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他的脸埋在我的颈窝，声音闷闷的，带着明显的哽咽：“谢谢你……老婆。真的……谢谢你。”

我知道，这个决定，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李强那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之情，也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回去，亲自踏上那片土地，用自己的双脚再次感受它的厚重与温度，用自己的双眼再次确认，那片黄土高原是否依旧如我记忆中那般苍凉与沉重，确认那些在苦难的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刘建红、小梅姐妹、她们年迈的奶奶，甚至远走他乡的王猛和小芳，是否真的在命运的巨石碾压过后，于缝隙里艰难地找到了新生的、哪怕极其微弱的嫩芽。我需要站在那片天空下，重新呼吸那里的空气，重新审视它曾经赋予我的、强烈的文化冲击、深刻的困惑、无法言说的悲伤，以及最终，那份关于生命韧性与人性复杂的、沉甸甸的成长。

南北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地图上那一千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节奏、两种文化底色、两种看待世界与生活的视角的持续碰撞与磨合。在陕西，我始终像一个有些突兀的闯入者，用一个在江南水乡孕育出来的、细腻甚至有些敏感的神经末梢，去小心翼翼地触碰、去努力感知那片土地上的粗犷、直白、坚韧与悲怆；回到南方，我又像一个身上浸染了太多异域风尘的归人，带着被黄土重塑过的眼光和一颗被苦难洗礼过的心，重新审视曾经习以为常的精致、秩序、效率与疏离。

我站在江南冬日绵绵的细雨里，撑着伞，看着雨水在青石板路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我的身体感受着这里的湿冷，我的心，却仿佛能同时感受到千里之外，陕北高原上那呼啸而过的、带着沙粒的干燥寒风。那片黄土，连同它承载的血恨、温情、苦难、坚韧，以及那些活生生的、在命运漩涡中挣扎浮沉的人们，已经如同李强父亲院畔那棵历经风霜的老槐树的根须，深深地、蜿蜒地扎进了我的生命土壤里，无法剥离，无法忘却。我们携带着北方沉重而鲜活的记忆，在南方的烟火人间里努力生活，试图寻找一种内心的平衡，一种与过往、与远方、与复杂人性的和解。而即将到来的春节归程，或许会是这漫长而艰难的磨合与寻找过程中，又一个重要的、充满未知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