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初夏的序章（1/2）

1948年4月16日的黎明来得格外温柔，哈尔滨城还笼罩在松花江升起的薄薄春雾里，像是大地苏醒前最后的轻纱。松花江畔的柳枝已抽出一簇簇嫩黄的新芽，在带着寒意的晨风中轻轻摇曳，枝条划过雾气留下看不见的痕迹。林默站在东北局新落成的农业气象观测塔顶层，铁质栏杆上还凝着露水，他手持望远镜，透过渐渐散开的雾气望向远方那片无垠的黑土地。镜头缓缓移动，半个月前播种的冬小麦已从土里探出头来，长出三片带着绒毛的真叶，嫩绿的麦苗在晨光中舒展着，每一片叶尖都挂着晶莹的露珠，像是大地刚刚睁开的眼睛。

春风从观测塔四周掠过，带来泥土翻新后的气息和远处村庄隐隐的鸡鸣。林默放下望远镜，深深吸了口气——这是1948年的春天，距离全中国解放还有一年多，但在这片最先迎来光明的土地上，一场不为人知的变革已经在黑土深处悄然萌发。

“林工，全省苗情监测报告出来了。”

农业局技术科长王振华快步走上观测台，木制楼梯在他脚下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这个早晨沉稳的心跳。他手里拿着一沓还带着油墨味的表格，纸页边缘被晨雾洇湿了些许，钢笔字迹在湿润的纸上微微晕开。“一类苗占65%，二类苗30%，只有5%的三类苗需要补种。”他顿了顿，声音里压抑着激动，“更可喜的是，新推广的‘抗寒一号’出苗率达到98%，比传统品种高出十五个百分点。老乡们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齐整的苗。”

林默接过报告，纸张在手中沙沙作响。他的目光迅速扫过那些用钢笔仔细填写的数字——每一行、每一列，都是这个春天最真实的脉搏。当看到“机械播种面积突破两千万亩”这个用红笔圈出的数据时，他微微点头，嘴角浮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这个数字背后，是数以万计在田间操作的农民，是那些从现代带来的农机具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歌唱，是无数个白天黑夜的汗水与摸索。

“通知各地，”林默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在观测塔顶被风吹散又聚拢，“从今天起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期。我们要在三十天内，完成除草、施肥、防虫三大任务，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王振华用力点头，转身要下楼，又被林默叫住。

“等等，”林默望向远方，麦田在晨光中已清晰可见，像一块巨大的绿色棋盘，“告诉同志们，这不是简单的农时安排，这是一场战役。麦苗就是我们的战士，田间管理就是我们的战术。这一仗，必须打赢。”

王振华挺直腰板，眼神坚定：“是，林工！”

脚步声渐渐消失在楼梯尽头，观测塔上又只剩下林默一人。他重新举起望远镜，镜头里，已经有早起的老农扛着锄头走向田间，佝偻的身影在麦田的绿色背景上缓缓移动。更远处，几台拖拉机的轰鸣隐隐传来，那是去年冬天才组建的国营农场的机械化作业队，黑色的烟囱里冒出白烟，在清澈的晨空中画出短暂的痕迹。

两天后的4月18日清晨，双城县红星农场的麦田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二十多名农业技术员围成一圈，他们大多年轻，脸上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朝气与质朴，蓝色的中山装上还沾着露水和泥土。省农科院的老专家周明蹲在田埂上，手指轻轻拨开一丛麦苗，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头发。

“大家看，”周明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田野里传得很远，“这个时候是决定穗数的关键期。水要浇透，肥要施足，但绝不能过量。”他拿起一把木尺——这是林默特意让木工坊制作的，刻度精确到毫米——仔细测量着麦苗的高度和分蘖数，然后用小本子记录。“科学种田，就要做到量化管理。过去我们说‘看苗施肥’，太笼统。现在我们要说，苗高十五厘米，分蘖三个以上，每亩施尿素五公斤。这才叫科学。”

一个年轻的技术员举手问道：“周老师，如果苗长得太旺怎么办？”

“问得好，”周明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那就控水控肥，适当深锄。记住，麦子不是长得越高越好，要壮而不旺，这才是高产的基础。”

田野上响起一片“刷刷”的笔记声。这些年轻的技术员来自各个县乡，有些是中学毕业生，有些是种田多年的老把式，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他们已经能看懂简单的数据图表，能使用温度计、湿度计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工具。此刻，他们蹲在田埂上，围着麦苗，像一群探寻大地秘密的学生，认真而专注。

与此同时，在佳木斯农机站，又是另一番景象。新落成的仓库大门敞开，阳光斜射进去，照亮了里面一排排崭新的“丰收牌”中耕机。这些铁家伙漆成深绿色，在阳光下闪着沉稳的光泽，齿轮、链条、锄刀，每一个部件都透着工业的力量感。

农机手小刘只有十九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手上的老茧已经说明他不是新手。他绕着中耕机转了三圈，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最后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小心翼翼摇动手柄。柴油机“突突”地响起来，喷出一股青烟，整个机器像苏醒的钢铁巨兽般开始颤动。

“放松，握紧方向杆，目视前方。”技术员老陈的声音在轰鸣中时断时续。

小刘点点头，深吸一口气，推动操纵杆。中耕机缓缓向前移动，后面的锄刀旋转起来，泥土在刀片下翻飞，杂草被连根切断，又埋进土里。他驾着机器在试耕区走了一个来回，停下来时，额头已冒出汗珠，但眼睛亮得像星星。

“这家伙一天能锄一百亩地！”小刘跳下驾驶座，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抖，“顶得上五十个劳力！而且锄得深、锄得匀，你看这土松的……”

他蹲下来，抓起一把刚刚翻过的泥土，在手里捏了捏。黑土松散湿润，散发着特有的腥香，里面没有一根完整的杂草。围观的农民们发出惊叹，几个老农蹲在地头，仔细查看中耕机的工作效果，然后相视点头。

“这铁牛，真中。”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竖起大拇指，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是去年才从关内迁来的移民。

林默站在人群后面，没有上前。他只是静静看着，看着这些农民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到惊讶再到欣喜，看着那台中耕机在田野上划出笔直的轨迹。这一刻，他想起自己带来的那些农机图纸，想起在简陋的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改装设备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因为材料不足而不得不反复修改的设计方案。所有的艰辛，在这一刻似乎都值得了。

“林工，”王振华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低声说，“各地反馈都来了，农民对‘田间档案’制度很欢迎。他们说，以前种地凭经验，今年看本子，心里踏实多了。”

林默点点头。这“田间档案”是他坚持推行的制度——每个生产队都要建立作物生长记录，详细记载哪天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哪天浇水、浇多长时间，哪天发现病虫害、用什么药。看似繁琐，却是科学种田的基础。只有积累了足够的数据，才能知道什么方法有效，什么做法需要改进。

“走，去松花江灌渠工地看看。”林默转身朝吉普车走去。

4月22日的松花江畔，完全是一派大会战的景象。灌渠三期工程在晨曦中拉开序幕，这是整个灌溉系统的毛细血管——支渠和毛渠建设，要把江水引到每一块需要水的农田。站在高处望去，三万民工如蚂蚁般散布在广袤的工地上，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两千台各种机械——从现代带来的推土机、挖掘机，到本地改造的简易起重机——轰鸣着，大地在它们的作业下改变着模样。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十台新投入使用的混凝土搅拌车。这些钢铁巨兽有着圆滚滚的肚子，可以一边行驶一边搅拌混凝土，到了工地直接倾倒。这是林默从现代带来的“宝贝”，但此刻，它们静静地停在工地边缘，周围空出一大片——许多民工没见过这种“会自己搅泥的铁家伙”，远远站着，不敢靠近。

“这东西不会炸了吧？”一个年轻民工小声问同伴。

“谁知道呢，你看那肚子会转，怪吓人的。”

林默走到搅拌车旁，拍了拍车身的钢板，发出沉闷的响声。他转身对围观的民工们说：“同志们，这是混凝土搅拌车，是我们水利建设的新武器。它一小时拌的料，够五十个人干一天。早一天修好灌渠，江水就能早一天流进咱们的地里。”

人群里响起窃窃私语，但没人上前。

“我来示范！”林默不再多说，挽起袖子，抓住扶手，矫健地跳上驾驶室。司机老赵已经在里面，见他进来，赶紧让出位置。林默在穿越前摸过车，但开这种老式搅拌车还是头一回。他仔细看着仪表盘，回忆着说明书上的内容，然后踩离合器、挂挡、松手刹，动作虽然生疏，但一气呵成。

搅拌车轰鸣着启动，圆滚滚的肚子开始缓缓旋转。林默驾驶着它，在工地上转了个圈，然后停在一处需要浇筑的渠段旁。他跳下车，和老赵一起操作卸料杆，灰色的混凝土“哗”地流进模板，均匀而迅速。

“看到了吗？就这么简单。”林默抹了把脸上的汗，对围上来的民工们说，“谁愿意来试试？”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黑脸膛的小伙子举起手：“我……我试试。”

“好！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李铁柱，开过拖拉机。”

“那就更没问题了。”林默拍拍他的肩，“上来，我教你。”

三天后，这支由李铁柱等十几个年轻人组成的“机械化施工队”成了工地上最亮的风景。他们驾驶着搅拌车、翻斗车，在工地上穿梭往来，进度是传统施工队的两倍还多。更让老民工们佩服的是，这些年轻人不骄不躁，休息时还教他们认机械部件，讲操作要领。渐渐地，原本对机器心存畏惧的老把式们也敢靠近了，有的甚至主动要求学两手。

“这铁家伙，比牲口好使。”一个老石匠摸着搅拌车的轮胎，喃喃地说。

而在山区水利工地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两山之间，一条钢索横跨山谷，在深不见底的沟壑上空微微颤动。这是民工们创造的“空中索道运料法”——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他们在两山之间架起钢索，用滑轮运输水泥、石料，解决了人力搬运的难题。

青年突击队长小张腰间系着绳子，正指挥着运输。滑轮“吱呀”作响，一袋袋水泥从空中滑过深谷，稳稳落在对面工地。过去需要几十个人抬一天的材料，现在半天就运完了。

“这个办法让工效提高了五倍，”小张对来检查的林默说，年轻的脸上满是自豪，“还省力安全。林工您看，那边山坡上，我们正准备架第二条索道。”

林默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另一队民工正在陡峭的山坡上打桩。他们腰系绳索，悬在半空作业，远远望去，像是贴在崖壁上的蜘蛛。阳光照在他们古铜色的背上，汗水闪闪发光。

“注意安全。”林默叮嘱道，他知道这句话有些多余——这些民工比任何人都在意安全，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家人在等着。

4月28日，当夕阳把松花江染成金红色时，灌渠三期工程提前一周通水。工地上一片欢腾，民工们扔下工具，冲向渠边。闸门缓缓提起，清澈的江水带着春天的气息涌入新修的支渠，顺着水泥渠壁奔腾向前，水花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

水头到达第一个村庄时，天已经快黑了。但村民们全出来了，男女老少挤在渠边，看着江水哗哗流过。孩子们兴奋地追逐着水头，大人们则沉默地看着，很多人眼里闪着泪光。

老农赵大爷蹲在渠边，颤抖着伸出手，捧起一掬江水。水从他的指缝漏下，在夕阳下像是流金。“活了六十八年，”他的声音哽咽，“祖祖辈辈靠天吃饭，老天爷下雨就有收成，不下雨就饿肚子。今天……今天终于用上了自来水……”

他没说下去，只是把手里的水一饮而尽，仿佛喝下的不是水，是几代人等待的希望。

夜色渐深，民工们点起火把，在渠边唱起了歌。粗犷的歌声在晚风中飘荡，和江水的哗哗声混在一起，传得很远很远。林默站在人群中，没有唱歌，只是静静听着。他知道，这水流进的不只是田地，更是人心。

五月是东北最好的季节。冰雪消融，大地回暖，万物在短暂的春天里疯长。5月1日，哈尔滨新建的农药厂在劳动节的礼炮声中正式投产。这座采用现代技术的工厂坐落在市郊，红砖厂房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高大的烟囱冒出淡淡的白烟——这是经过处理的废气，几乎对环境没有污染。

厂长李建国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眼睛里透着知识分子的执着。他带着林默参观生产线，指着那些不锈钢的反应釜、蒸馏塔、灌装机，如数家珍。

“这是我们从松针里提取的生物碱，对蚜虫有特效，但对人畜基本无毒。”李建国拿起一个玻璃瓶，里面是淡黄色的液体，“这是用苦参做的，杀地下害虫。这是鱼藤精，对付菜青虫……”

他越说越兴奋：“林工，您知道吗，这些生物农药三天就能在自然中分解，不会污染土壤和水源。更妙的是，害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可以长期使用。”

林默点点头。他知道，在这个连DDT都被视为先进武器的年代，推广低毒、可降解的生物农药是多么超前。但正是这种超前，才能避免重蹈某些发展路径的覆辙——先污染，后治理，代价太大了。

“产量怎么样？”他问。

“现在月产五吨，下个月能到十吨。”李建国说，“等工人熟练了，设备磨合好了，还能再提高。不过……”他犹豫了一下，“农民能接受吗？他们习惯用石灰、烟草水，后来用六六六，那东西味道大，一用虫子就死，见效快。咱们这个生物农药，效果不差，但没那么‘立竿见影’。”

“所以要推广‘统防统治’模式。”林默说，“在每个公社成立专业防治队，统一配药，统一施药。防治队员要培训，要持证上岗。这样既能保证效果，又能控制农药滥用。”

正说着，车间里响起铃声，工人们开始换班。下班的工人们说笑着走出厂房，他们大多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这是工厂从附近农村招的第一批工人，经过三个月的培训，现在已经能独立操作了。看到林默，他们有些拘谨地点头问好，然后快步离开——他们赶着去夜校上课，那里有文化课，也有农药知识培训。

“这些年轻人学得很快，”李建国望着他们的背影，语气里满是欣慰，“有个姑娘叫王秀英，才十八岁，现在已经能看懂工艺流程图了。她说，等学会了，要回村里教大家科学用药。”

林默心里一动。知识一旦传播开，就会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一个王秀英学会了，就可能带出一个村的王秀英。这才是最根本的改变。

五天后的5月5日，夜幕降临时，靠山屯的夜校教室里亮起了煤油灯。二十多个农民围坐在简陋的课桌旁，有男有女，年纪大的已经头发花白，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黑板上画着各种害虫的形态图——蚜虫、粘虫、蝼蛄，画得虽然不够精细，但特征抓得很准。

老师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周文，是省农校的毕业生。他指着黑板上的图，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讲解：“这是粘虫，专吃麦叶。大家记住，三龄前是防治关键期，这时候虫子小，抗药性弱，打药效果最好。用什么药呢？可以用敌百虫，也可以用咱们农药厂新出的生物农药……”

“周老师，啥叫三龄？”

“就是幼虫蜕第三次皮之前。看，这么长的时候。”周文用手比划着。

“那俺咋知道它要蜕第几次皮？”

课堂里响起善意的笑声。周文也笑了：“问得好。所以要经常下地看，发现虫子就要注意。咱们发的那个田间记录本，就是让大伙记这些的。哪天发现虫子，虫子多大，有多少，都记下来。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

坐在后排的小李飞快地记录着。他去年才娶媳妇，分到了八亩地，今年是第一次独立种田。夜校开了三个月，他一天没落，笔记本已经记了大半本。“以前看见虫子就慌，乱打药，”他在课后对同伴说，“现在知道了，什么虫用什么药，什么时候打最有效。这学，上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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