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湘军是怎样炼成的（1853－1854）（2/2）

人物开始汇聚。 最早的骨干是他罗泽南、王錱。罗泽南，一个穷塾师出身的秀才，理学信徒，坚韧刚毅，他带来的家乡子弟成了湘军的核心种子。王錱，性格强悍，敢打敢冲，是锋利的刀刃。还有后来加入的塔齐布（虽然是绿营出身，但迥异于同僚，骁勇听令，被曾国藩破格提拔）、彭玉麟（书生投笔，后来成为水师名将）、杨载福等。

曾国藩与他们相处，也颇有特色。他不摆官架子，常与营官们同桌吃饭，讨论问题。对罗泽南这样的理学同道，他敬重有加；对王錱这样的悍将，他既用其勇，又注意引导约束。他像一个大家长，又像一个书院的院长，努力将这个由农民和书生组成的团体，凝聚成一个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大家庭”。

当然，困难如山。最大的问题是钱。厚饷意味着巨大的开支。曾国藩不得不放下翰林清贵的身段，到处“化缘”。他给富绅写信，陈说利害，劝捐劝饷；他奏请朝廷，争取政策，在湖南设立厘金局，对过往商货抽税。为此，他没少挨骂，被斥为“搜刮”、“与民争利”。但他咬牙坚持，没有饷，一切皆空。

衡州的湘江边，逐渐热闹起来。操练的号子声、士兵的呐喊声、工匠打造器械的叮当声（曾国藩还设立了船厂，开始筹建水师），交织在一起。一支全新的军队，在挫折后的沉静中，缓慢而扎实地孕育着力量。

曾国藩常常独自登上衡州城头，望着江边连绵的营垒和操练的队伍。他的眼神复杂，有期待，有凝重。他知道，这把剑正在成型，但它尚未经历真正的战火淬炼。它能否斩断太平天国的洪流？能否洗刷他在长沙的耻辱？一切都是未知。

但他坚信一点：这条路，他走对了。这支军队，从里到外，都打上了他曾国藩的烙印——拙诚、坚韧、重精神、讲实效。

咸丰四年（1854年）初春，经过近半年的紧张筹备，湘军陆师已初具规模，水师也开始下水操练。曾国藩发布了激昂的《讨粤匪檄》，誓师出征。目标：沿湘江北进，援救武昌，肃清湖南！

旌旗猎猎，舳舻相接。新生的湘军，像一头年轻的、棱角分明的巨兽，第一次离开了它的铸造巢穴，走向了血与火的战场。

客观评价

曾国藩在衡州创建的湘军，是晚清军事史上一次颠覆性的制度创新，其影响远超军事范畴：

1. 军事组织的革命：它彻底打破了清朝“兵归国有、将不专兵”的传统，建立了“兵为将有”的私属模式。将领与士兵通过地域、血缘、师生、利益（厚饷）以及意识形态（儒家名教）多重纽带紧密结合，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湘军能以寡敌众、最终战胜太平军的关键。

2. 士大夫阶层的武装化：“选士人领山农”是画龙点睛之笔。它将大量基层知识分子（失意秀才、童生等）纳入军事体系，不仅提供了有文化、有责任感的军官团，更使整个湘军深度渗透了儒家价值观和士大夫的政治意识。这支部队因而超越了单纯的暴力工具，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色彩。

3. 后勤与财政的独立化：湘军自筹饷械，标志着中央财政对军事控制力的崩溃和地方势力（厘金等）的崛起。军队的生存依赖主帅的筹款能力，这进一步强化了军队的私人属性，为后来李鸿章淮军等军阀体系开了先河。

4. “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行者：曾国藩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建设和纪律教育（《爱民歌》等），旨在塑造一支“仁义之师”，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极为突出。虽然实际执行中必有差距，但这种尝试本身，显示了曾国藩试图将理学经世理念贯彻到最基层的实践努力。

湘军的成功，本质上是一套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宗法乡土）和意识形态（儒家理学），结合现实利益激励（厚饷）而设计出的高效组织模式的成功。它挽救了清王朝，但也深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当国家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不再姓“清”而开始姓“曾”、姓“李”时，中央权威的衰落便不可逆转。曾国藩亲手铸造的利剑，既为大清削平了心腹大患，也在其躯体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走向割据的伤口。

新铸的利剑，寒光凛凛，誓师出征。湘军水陆并进，沿途小股太平军望风披靡，似乎印证了这支新军的锐气。曾国藩志在必得，直指长江重镇靖港。然而，就在这初试锋芒的关头，命运给了他一次近乎毁灭的打击。江面雾锁，炮火雷鸣，湘军水师在靖港遭遇了什么？为何让一向坚韧的曾国藩羞愤投水，欲了此生？而几乎同时，另一支湘军却在湘潭取得了辉煌大捷。天堂与地狱，竟然在同一个瞬间，降临在这位湘军统帅的身上。他该如何面对这冰火两重天的极端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