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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章 大风厂(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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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成功的车开进大风厂时,夕阳正把厂区那些老旧的厂房涂成一片暗金色。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有些发紧,指节泛白。副驾驶座上的郑西坡一直没说话,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那些熟悉的景象——生了锈的龙门吊,墙皮剥落的车间,还有那些在厂区里慢慢走动的老工人的身影。曹小明坐在后座,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计算式。

车在厂办楼前停稳。

蔡成功没有立刻下车。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好像要把所有的勇气都吸进肺里。车窗外的景象在夕阳下显得有些虚幻,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在看自己前半生的回忆。

“老郑。”蔡成功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说……工人们会信我们吗?”

郑西坡缓缓转过头。这个老工人的眼角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那些皱纹里刻着三十多年的车间时光,刻着无数次加班赶工的疲惫,也刻着这些年看着厂子一天天衰败下去的无奈。

“蔡总。”郑西坡的声音很轻,但很稳,“工人们信不信,不在我们怎么说,在我们这些年怎么做的。”

他说完这句话,推开车门下了车。

蔡成功看着郑西坡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是啊,工人们信不信,不在今天这场会怎么说,而在这些年他蔡成功是怎么当这个厂长的——是在厂子最困难的时候还坚持发基本工资,是每年春节都想办法给退休工人送米送油,是去年老工人王师傅生病时,他偷偷垫了两万块钱医药费。

这些事,工人们都记着。

曹小明也从后座下来了。这个厂里的技术骨干抱着一摞刚刚打印出来的方案文件,文件还带着复印机的余温。他看了看蔡成功,又看了看郑西坡,最后看向厂区深处那栋老礼堂——那是六十年代建的,红砖墙,瓦片顶,窗户还是木框的。今晚,全厂一千二百多人将在那里决定自己的命运。

“走吧。”蔡成功终于推开车门。

三个人走向礼堂时,厂区里的工人们已经开始往那边聚集了。他们三五成群,脚步或快或慢,脸上带着各种表情——有好奇,有焦虑,有麻木,也有藏在眼底深处的一丝期待。

“蔡总,郑主席。”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工叫住了他们。那是李秀英,质检车间的班长,丈夫前年工伤去世,厂里赔的钱到现在还没给齐。

李秀英手里牵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那是她女儿小娟。小女孩很懂事地站在妈妈身边,大眼睛里带着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安静。

“李师傅。”郑西坡先开了口,声音温和,“带孩子来了?”

“嗯。”李秀英点点头,嘴唇抿了抿,“家里没人看,就带来了。蔡总,今晚这会……是要说拆迁的事吧?”

她的声音很轻,但蔡成功听出了里面那丝颤抖。那是害怕,是对未来的恐惧。

“是说拆迁,但也说别的。”蔡成功蹲下身,平视着小娟,“小朋友上几年级了?”

“四年级。”小娟小声说。

“好孩子。”蔡成功摸摸她的头,然后站起身看向李秀英,“李师傅,今晚的会很重要。你一定要好好听,听完之后,好好想想。不管最后做什么决定,厂里都尊重。”

他说得很诚恳。李秀英看着蔡成功的眼睛,看了很久,最后轻轻点了点头。

“蔡总,我相信你。”她说。

这句话很轻,但落在蔡成功心里,却重得像一块石头。

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

三百多个座位早就占满了,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后面还摆了几十把从车间搬来的折叠椅。空气里弥漫着烟味、汗味,还有老房子特有的霉味。头顶上那几盏日光灯有些年头了,光线昏暗,在人们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

蔡成功走上主席台时,台下嗡嗡的议论声渐渐低了下去。

他站在那张老旧的木制讲台后面,看着台下那一张张熟悉的脸。这些脸,有的他认识三十年了,有的认识二十年,最短的也有七八年。这些年,他们一起在车间里流过汗,一起在食堂里吃过饭,一起在困难时互相帮衬过。

而现在,他要带着这些人,做一个可能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决定。

话筒有些接触不良,发出刺耳的电流声。蔡成功拍了拍话筒,那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

“各位师傅,各位兄弟姐妹。”他开口了,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去,有些失真,但每个字都清晰,“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说一件大事。关系到咱们大风厂,也关系到咱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大事。”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看着他,那些目光像几百道光束,汇聚在他身上。

郑西坡站在蔡成功身边,手里拿着那份方案文件。他的手有些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一种更深沉的情绪——他知道,今晚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决定一个家庭是走向希望,还是坠入更深的困境。

曹小明站在另一侧,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这个年轻人脸上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好像今晚这场会不是一场普通的职工大会,而是一场仪式,一场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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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咱们厂要拆迁了。”蔡成功继续说,“这事说了好几年,现在终于定了。按照政策,每位在职员工能拿到一笔安置费,根据工龄不同,大概三万到四万。”

台下响起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有人叹气,也有人面无表情——这个数字大家早就知道了,早就算过无数遍了。

“三四万块钱,”蔡成功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在现在的京州,能干什么?付个首付都不够,租房子也撑不了几年。尤其是咱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出去找工作难,做生意没本钱,这点钱花完了,往后怎么办?”

这话说得很直白,也很残酷。台下很多人都低下了头。是啊,往后怎么办?这个问题,这些天他们问过自己无数遍。

李秀英在台下紧紧攥着女儿的手。小娟似乎感觉到了妈妈的紧张,小手也用力回握着。三四万块钱,对她们母女俩来说,可能只够一两年的生活费。然后呢?然后她一个四十五岁的女工,能去做什么?

“但是,”蔡成功话锋一转,“今天下午,我和郑主席、曹总工去了省里,见了高育良省长。高省长给咱们指了另一条路。”

他顿了顿,让这句话在每个人心里沉淀一下。

“另一条路?”台下有人小声问。

“对,另一条路。”蔡成功从郑西坡手里接过那份文件,举起来,“这条路就是——咱们不拿那三四万现金,而是把这笔钱拿出来,入股一个新的大风厂。咱们从被安置的工人,变成新厂子的股东。”

这话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入股?”

“股东?”

“新大风厂?”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有惊讶,有怀疑,有不解,也有压抑的兴奋。

蔡成功等议论声稍微平息,才继续说:“高省长协调了各方资源,给出了一个方案。我给大家详细说说。”

他开始讲解那个混合股份制的方案——政府以二十亩工业用地入股,占百分之二十;服装学院以阻燃丝光棉技术入股,占百分之十;咱们工人以安置费加上大风厂现有设备入股,占百分之七十。

他讲得很慢,很详细,每个数字都解释清楚,每个比例都说明白。郑西坡在旁边时不时补充几句,曹小明则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股权结构图,写下那些关键的数字。

台下的人们听着,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怀疑,渐渐变成了认真,又从认真变成了思考。

王师傅坐在第三排最中间的位置。这个五十八岁的老焊工,在大风厂干了四十年,从学徒干到八级工,带出了几十个徒弟。他听着蔡成功的话,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入股?成为股东?王师傅在心里快速盘算。他工龄长,安置费能拿四万左右。四万块钱,如果拿出来入股,那他就是新公司的股东。如果新公司做好了,他的股份可能会增值;如果做砸了,这四万就没了。

风险很大。但是……

王师傅抬起头,看向讲台上那个股权结构图。工人占百分之七十,这意味着新公司是工人自己的。他们说了算,他们当家做主。这和他这四十年在大风厂的感觉完全不同——以前,他是给国家打工;以后,他是给自己干。

这个想法让他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热流。

“蔡总,”王师傅忽然站起来,声音洪亮,“我问个问题。”

所有人都看向他。王师傅在厂里威望很高,他说话,大家都愿意听。

“您说,如果入股,咱们工人这百分之七十的股份,具体怎么分?是按安置费多少来分,还是按工龄,还是按别的?”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台下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蔡成功早有准备。他看向郑西坡,郑西坡上前一步,接过话筒。

“王师傅问得好。”郑西坡说,“这个问题,我们和省里的同志讨论过。初步方案是:每个工人入股的数额,就按他能拿到的安置费来算。安置费四万的,就算入股四万;三万的,就算入股三万。这样最公平,也最简单。”

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这只是初步想法。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新公司成立后,股东大会上可以讨论修改。”

这个回答让王师傅点了点头。他慢慢坐下,心里继续盘算。四万入股,占新公司百分之七十股份中的一份。如果新公司注册资本是三千万,那他的四万大概占……他在心里快速计算着,虽然没算清楚具体比例,但他知道,这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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