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昭王南征：楚雾与胶船谜案（1/2）

成康盛世积攒下的那股子“安宁”劲儿，传到第三代周王——姬瑕，也就是周昭王手里时，已经有点发黏、发闷了。宗庙里青铜礼器擦得锃亮，雅乐演奏得一板一眼，诸侯朝觐的仪仗也还算整齐。但年轻的昭王坐在王座上，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缺一场大胜仗。

文王受命，武王克商，成康守成……到他自己这儿，总不能只是守着老爹和爷爷留下的家当，吃老本吧？史官刻写的竹简上，需要新的、属于他姬瑕的武功记载。况且，王室和诸侯的青铜作坊日夜不息，那些叮当作响的兵器、礼器，都嗷嗷待哺地等着一种关键的战略物资——铜和锡。

而南方，长江中游那片被云雾笼罩、被称为“荆楚”或“南国”的地方，据说就有丰富的铜矿（如铜绿山）。那里的部族，名义上接受了周王室的册封（如“楚子”），但实际上山高水远，自行其是，贡赋时断时续，态度暧昧不明。

一种混合着建功欲望、资源焦虑和尊严受挫感的情绪，在镐京的宫廷里弥漫开来。终于，昭王大手一挥：南征。

一、模糊的战争：铭文与史书间的碎片

昭王南征不止一次，史载至少有两次，甚至三次。但过程模糊得像江上的晨雾。

第一次（约昭王十六年）：可能规模不大，带有惩戒和侦察性质。《竹书纪年》有零星记载：“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 渡过汉水，可能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未伤及楚人根本。

真正要命的是最后一次南征。时间大约在昭王十九年。这次他兴师动众，《史记》只说了一句：“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巡狩？说得真委婉。明明是征伐，却说成是天子视察，这是为尊者讳的笔法。

更早的文献《竹书纪年》则记载了骇人的细节：“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用天象异常来铺垫这场灾难。而关于死因，它提供了那个着名的、充满技术悲剧色彩的说法：“昭王南征，涉汉，遇大兕(si，雌犀牛)。十九年，天大曀(yi，阴沉)，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zhi，帝王死)。” 这里提到“丧六师”，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但没提具体怎么死的。

直到西周末年的一件青铜器——史墙盘——的铭文，才以周人后辈的口吻，隐晦地总结了这件事：“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宏大的昭王，大举打击荆楚，前往南方巡狩。）然后笔锋一转：“祚(zuo) 昭王，南征伐楚荆，有责(zhài，灾害)于周。” 承认了这次南征给周朝带来了灾害。

仗打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但具体怎么输的？那位正值盛年（死时约四十多岁）的周天子，又是怎么“卒于江上”的？

二、“胶船”疑案：一场上古的“豆腐渣工程”

关于昭王之死，最富传奇性、也最广为流传的解释是“胶船事件”。这个故事多见于战国以后的文献，如《吕氏春秋》、《帝王世纪》等，细节略有出入，但核心一致：

楚人得知周昭王大军再次南征，十分恐惧。他们不敢正面抗衡王室六师，便想出一条毒计：进献船只。但这不是普通的船，是用胶粘合而成的船。昭王和他的精锐部队乘上这些船，浩浩荡荡渡汉水。行至江心，胶遇水融化，船体解体。身披重甲的王师猝不及防，纷纷落水。周人多为北方旱鸭子，不习水性，昭王本人也溺毙于汉水之中。

这故事听起来像阴谋小说，但它指向了几个可能的历史内核：

技术代差与信息欺诈：楚地多水，舟船技术可能比北方周人先进。楚人利用周人对船只技术的不熟悉，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未必真是胶，可能是某种易腐朽或结构不牢的连接方式），实施了精准的“技术欺诈”。

后勤供应链的脆弱：周军远征，深入异域，后勤补给（包括渡河工具）很可能部分依赖于当地征集或“友好势力”提供。这给了楚人可乘之机。如果周军自带可靠工兵和材料现场造船，或许能避免此祸。这说明周军对南方作战的复杂性（尤其是水文）严重估计不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