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康诰》实验：殷墟治理手册（2/2）

“人有小罪，非眚(shěng，过失)，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人犯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故意、一贯、自作不法，这样，即使罪行小，也不可不杀。反之，有人犯大罪，不是一贯如此，而是过失或灾难所致，并且已经坦白交代了罪行，这样，有时就不可杀。）

看见没？区分故意与过失，考量一贯表现，鼓励坦白。这哪里是简单的“以暴制暴”？这分明是早期“司法理性”和“量刑原则”的萌芽！周公意识到，在殷地滥用刑罚，只会火上浇油。必须让刑罚本身经得起道理和民心的检验，才能让人服气，而不是积累更大的仇恨。

“汝陈时臬(niè，法度)司，师兹殷罚有伦。”（你颁布这些法令进行司法时，要效仿、参考殷商合理的刑罚。）

甚至允许参考、沿用殷商法律中合理的部分！这是何等的务实与包容。不是全盘否定前朝，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减少文化震荡和推行阻力。

第三条核心指令：治国的根本是“人”和“心”。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去广泛寻求殷商先代圣明君王（治国之道），用来安治百姓。）

“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另外还要探求聆听古代圣明君王（的遗训），用来安定百姓。）

周公让康叔主动去学习、借鉴殷商先王和更古圣王的治国智慧。这不仅是策略，更是一种姿态：我们周人，是来继承和发扬光大华夏文明道统的，不是来毁灭的。这能极大安抚殷民的文化自尊。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要广大如天，如果美德能充实你自身，就不会废弃王命。）

最终的落脚点，回到了统治者自身的德行修养。德，不是空洞说教，是具体的执政能力、公正心和包容度。统治者自己有德，政令才能通行，天命才能长久。

三、实验风险：理想与现实的拉锯

康叔捧着这份手册，心里想必是沉甸甸的。手册写得高明，但执行起来，每一步都是雷区。

他要用周礼来规范殷民的生活，但殷商有自己的祭祀习俗、鬼神观念、生活习惯。强硬推行“周化”，必然遭遇软抵抗。他必须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在关键原则（如效忠周室、基本等级秩序）上不让步，在无关痛痒的习俗细节上，或许可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待遇，卫国类似），即沿用一些商朝旧政，同时用周法来划定根本边界。

他手下有周人带来的军队和官僚，也有被迫合作的殷商旧贵族。两个集团如何共事？如何防止周人欺压殷民激化矛盾？又如何防止殷人旧贵族暗中串联？他需要建立一套混合的、相互制衡的官僚系统，并确保司法（按照《康诰》的慎罚原则）相对公正，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节器。

最大的风险，还是时间。殷民心中的创伤和隔阂，不是一代人就能消除的。康叔的“德政”能否持续？他的子孙后代，会不会丢掉这份耐心，重新滑向简单粗暴的压迫？一旦“德”的旗帜倒下，积累的怨恨就会总爆发。

四、遗产：一份超越时代的政治遗嘱

《康诰》的实验，其结果史书着墨不多。但卫国在春秋初期仍是举足轻重的大国，文化昌盛（卫地多君子），且没有成为反周叛乱的核心（直到西周末年才有大问题）。某种程度上，康叔的治理是成功的。他至少稳住了局面，没有让殷墟故地再度变成火药桶。

这份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康诰》所提供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它超越了简单的征服者逻辑，触及了治理的本质：权力最终要建立在被治理者某种程度的认可之上，而认可来源于利益保障、司法公正和文化尊重。

《康诰》不仅仅是给卫国的手册。它体现了周公那一代顶尖政治家对“如何统治一个庞大、多元帝国”的深刻思考。德治与法治如何结合？传统与变革如何平衡？中央意志与地方实际如何协调？这些困扰后世中国两千年的核心治理难题，在《康诰》中都已露出了最早的、睿智的端倪。

它是一份在血与火的废墟上，尝试用理性和德行进行重建的伟大实验报告。虽然实验的长期效果会被时间稀释，但那份力图在武力之后建立正当秩序的努力，如同殷墟地下埋藏的青铜器纹路，深刻而持久。

（第七章完）

康叔在殷墟的治理实验小心翼翼，而在东方更遥远的齐鲁大地，另两位“第一代诸侯”正以截然不同的风格，开拓着属于他们的领地。周公的长子伯禽在鲁国，近乎刻板地推行全套周礼；而功勋卓着的姜太公在齐国，则“因其俗，简其礼”，务实变通。下一章，看这两套截然不同的“创业模式”，如何在同样的蛮夷环伺环境中，开出迥异的花朵，并为未来数百年的列国性格，埋下最初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