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农业与天文——农耕文明的基础（2/2）

当然，靠天吃饭，风险极大。一场干旱，一次洪水，或者来一场蝗灾，一年的辛苦就可能白费。于是，商朝人把希望寄托于两方面：一是向自然神只和祖先祈祷，频繁举行“求年”、“求雨”、“宁风”（止风）的祭祀，甚至用人牲；另一方面，就是试图理解并顺应“天”的规律。这就把他们的目光，从黄土垄沟，引向了浩瀚无垠的星空。在他们看来，天上的日月星辰运行，与地上的风雨旱涝、寒暑交替、农时耕收，有着神秘而必然的联系。

第二部分：观象授时，以协天纪

商朝人知道光靠埋头苦干、祈求鬼神还不够，得琢磨“天”的脾气。这就把他们从田埂地头，引向了仰望星空。在他们眼里，日月星辰的运转，可不是为了好看，那是最高级别的“老天爷工作指示”，直接关乎人间收成、王朝祸福。这事儿，后来被概括为“观象授时”——观察天象，确定时节，指导人事。商朝人，正是这门古老学问的重要奠基者和卓越实践者。

怎么个“观”法？主要看三样：日、月、星。

看日头，是最基本的。日出日落，昼夜交替，寒来暑往。商朝人已经用干支纪日，六十甲子循环，在甲骨文里清清楚楚。他们能确定“日至”（冬至、夏至），这是最重要的天文节点。甲骨文里有“日至，亡（无）祸？”的卜问，在至日进行占卜和祭祀，因为至日阴阳转换，被视为关键而危险的时刻。确定了至日，就能大致把握回归年的长度，安排农时就有了基本标尺。

看月相，就更细了。月亮的盈亏圆缺，周期大约29.5天，非常明显。商朝实行的是阴阳合历，即兼顾月亮周期（阴历月）和太阳回归年（阳历年）。以月亮的一次圆缺为一“月”，但12个阴历月只有约354天，比一个回归年（约365.25天）短了11天左右。怎么办呢？他们就设置闰月来调和。甲骨文里大量“十三月”的记载，就是年终置闰的证据。有时还有“年中置闰”。频繁而准确的置闰，说明商代天文学家对日月运行规律的掌握，已经相当深入。否则，年头一长，月份和季节就会完全乱套，正月跑到夏天去，还怎么指导农业？

看星辰，尤其是那些在特定时节出现、有指示意义的星宿。最着名的，可能就是 “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a星）。《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 说陶唐氏的火正（天文官）阏伯住在商丘，祭祀大火星，依据它的运行来纪定时节。商人继承了这份“祖业”，对大火星情有独钟。春季黄昏，大火星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火出”），意味着春耕开始；秋季黄昏，大火星西沉（“火伏”），标志着收获季节的尾声。观察“火”星的“出”、“中”（位于南方中天）、“流”（西斜）、“伏”，成为商代安排农事、举行相应祭祀的重要依据。甲骨文里就有“贞：唯火，五月？”之类的记载，将星象与月份联系起来。

观测到的这些知识，被系统化，就成了历法。商代的历法，可以称之为“祀、年、月、日”体系。“日”用干支；“月”有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称“归某月”或直接“十三月”；“年”称“祀”，可能与商王周而复始的祭祀周期有关。这是一套相当成熟、服务于农耕与祭祀的实用天文系统。

那么，谁来干这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活儿呢？主要是贞人集团和专门的“星占家”。他们身兼多职：既是神的代言人（贞人），也是王的顾问，同时还是天文学家。观测、记录、推算，制定出权威的历法，然后由商王以“授民以时”的权威姿态颁布下去，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这本身就是王权垄断知识、掌控社会节奏的重要手段。天文，在商代从未脱离过政治和神学。日食、月食、彗星、流星雨等异常天象，都被视为上天对人间政治的“示警”或“嘉许”，必须立刻举行隆重的祭祀来禳（ráng）解或答谢。甲骨文里关于月食、日食的记录，是全世界最早最可靠的之一，但其动机首先是政治的、宗教的，其次才是科学的。

所以，商代的农业与天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农业，是王朝立足的物质根基；天文，则是理解并顺应自然法则、从而稳固这一根基的“通天智慧”。从田间的“协田”，到庙堂的“观象”，商朝人构建了一套“天—神—王—民—地”的完整宇宙观和治理逻辑。天象指导农时，农时决定收成，收成维系国运，国运又需要天命的认可。这是一个闭环。

然而，再丰饶的土地，再精确的历法，产出的粮食除了果腹、纳贡、备战，还有一个极其重要、且颇具商代特色的用途——酿酒。大量的余粮，是酿酒的前提。而酒，在商代绝非简单的饮品，它是祭祀中通神的琼浆，是宴飨中明礼的媒介，是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享受，甚至被认为是导致王朝衰败的“祸水”。关于殷人“好酒”的传闻与争议，自古不绝。那么，商代的酒文化究竟如何？它真的是“酒池肉林”般的奢靡堕落，还是另有深层的文化与政治内涵？

下一章，就让我们揭开那些青铜酒器的盖子，闻一闻那穿越三千年的酒香，品一品其中复杂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