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武丁时代的礼制改革与宗教体系（2/2）

第一，它强调正统传承。能进这个祭祀谱系的，都是合法继位的先王。那些没当过王或者王位来路不正的，对不起，没你的位置。这就从宗教上给王位继承立了规矩。

第二，它体现亲疏远近。直系先王（父亲、祖父）祭得格外隆重，旁系的就稍逊一筹。这等于把阳间的宗法等级，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阴间。

第三，它展示了 “垄断沟通权” 。只有商王和指定的王室大巫，才有资格主持这套最高规格的祭祀。你想跟最厉害的祖宗和上帝说句话？对不起，渠道被我独家承包了。四方诸侯、各路方国，你们要祈福消灾？要么自己拜拜小神，要么就老实承认我商王是你们和上天之间唯一合法的中间商。

这套严密得像法律条文一样的祭祀制度，就是“礼”的核心部分。它用宗教仪式的外壳，包裹着赤裸裸的权力秩序。孔子后来总结周礼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强调内心的诚敬。可商朝的祭礼，恐怕更看重外在那套不容出错的规矩和排场，因为那规矩本身就是权力。

三、傅说的角色：世俗事务的“礼化”

说到改革，就不得不提傅说。这位从民工里被提拔起来的宰相，他的任务，很可能不止是修路筑城、保障后勤。武丁让他“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尚书·说命》），就是早晚进言，辅助君王之德。这“辅德”里头，一大块内容可能就是如何把国家日常的统治，也“礼制化”。

打仗有“军礼”，出征前要祭祀、誓师，有一套仪式。打猎有“田礼”，不能乱杀，也是为了演习战阵。乃至君臣见面、贵族宴饮、婚丧嫁娶，都在慢慢形成更固定的“仪轨”。傅说这个实干家，很可能把这些分散的规矩，结合旧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加以整理、强调，让它们更好地为巩固王权、区分等级服务。

比如，青铜礼器的大小、轻重、组合数量（列鼎制度），就是在武丁时代及其后越来越规范化。用几个鼎、几个簋，不是你有钱就能造的，得看你的身份等级。这就是把“礼”的精神，物化到了每一斤青铜里头。司母戊鼎的庞大，之所以超越常规，正是因为它要用来表达对“母戊”这个特殊身份的极高尊崇，这本身就是新礼制精神下的一种极端体现。

所以，武丁时代的“礼制改革”，是一张铺得很大的网。它一头拴着缥缈的天命和祖先神灵，用一套复杂无比的祭祀体系垄断了解释权；另一头拴着 “世俗的规矩和等级” ，从打仗吃饭到穿衣戴帽，处处都在强调“别乱，有序，我是中心”。

这套改革，短期内效果显着。它让商王朝看起来更庄严，更有序，王权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内部凝聚力也增强了。四方诸侯在震撼于“司母戊鼎”这样的物质神力时，也更被这套无孔不入的“礼”的精神力量所慑服。

然而，任何体系绷得太紧，都会有断裂的风险。当祭祀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耗财费力（大量使用人牲、牲牲），当青铜礼器成为攀比和彰显特权的主要工具，这套“礼”的负担，最终会沉重地压在整个社会身上。而垄断了“通神”权力的商王家族与贞人集团，其内部的权力争斗，也可能在这神圣的面纱下，变得愈发激烈和隐秘。

武丁和傅说，用“礼”为帝国锻造了一副金光闪闪的坚硬铠甲。但这副铠甲穿久了，会不会让里头的人忘了身体的真实感受，甚至窒息呢？盛世的乐章演奏到最华彩的段落时，一丝不易察觉的杂音，或许已经潜入了青铜编钟的缝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