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汤誓》与《汤诰》——商朝的政治宣言（2/2）

就在商汤的战士高呼“时日曷丧”冲向鸣条时，我们可以把目光稍稍投向远方。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王，将他的法典刻在石柱上，开头也是宣称“我，汉谟拉比，是虔诚的畏神者……为使强不凌弱……为使国中法庭便于审讯……”东西方的这两位王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统治，必须建立在一种超越暴力的、被广泛认可的“道理”之上。只不过，汉谟拉比用的是详尽的律条，而商汤用的是充满感召力的誓言与天命的威慑。

鸣条一战，夏朝覆灭。但如何统治一个比原先商族大上百倍的新天下？光靠《汤誓》里那套“讨伐”的道理就不够了，你得有“建设”的道理。于是，便有了《汤诰》（同样收录在《尚书》）。

“诰”，是上位者对下的告诫、宣告。《汤诰》的核心，是向四方诸侯和万民解释：为什么“天命”会从夏转移到商？新王朝将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上天的准则是：赐福给善行，降祸给淫恶。降灾给夏朝，就是为了彰显它的罪行。

这句话，把“天命”从一种玄乎其玄的神秘力量，变成了一个有规律、可预测的道德裁判法则——“福善祸淫”。夏桀失德（“淫”），所以天降灾祸（“失天命”）；我商汤有德（“善”），所以天赐大位（“受天命”）。这就把政权更替的逻辑，牢牢钉在了统治者的道德表现上，为后世所有的改朝换代，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解释模板”。

《汤诰》里还有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展现了早期王者的气度：“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如果天下万方有罪过，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如果我一人有罪过，不会因此牵连天下万方。

这是中国政治文献中关于君主责任的早期庄严承诺。虽然在后世帝王中大多沦为空话，但在开国之初由商汤亲口说出，无疑具有巨大的安抚和凝聚作用。它试图描绘一个新统治者应有的担当形象，与夏桀那种“我是太阳”的暴君形象彻底划清界限。

从《汤誓》到《汤诰》，商汤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政治话语构建。前者是“破”的利器，用“天命”与“民怨”摧毁旧王朝的合法性；后者是“立”的基石，用“天道福善祸淫”和“罪在一人”的理论，确立新王朝的统治伦理。

这两份宣言，如同双生龙骨，撑起了商朝六百年天下的最初船体。它们告诉世人：这个新王朝，不仅仅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它有一套自己的“道理”。这套道理，关乎上天、道德、民心与君责。从此，“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观念，如同一个紧箍咒，也如同一盏理想之灯，悬在了此后三千年每一个中国王朝统治者的头顶。

宣言已颁，天下初定。但如何把纸上“罪在一人”的担当，变成现实中庞大国家的有效治理？如何让四方真正归心，而不仅仅是惧怕？这需要的不再是誓言和告谕，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人材与日复一日的经营。一个新的、更复杂的篇章，即将展开。而开篇第一道难题，或许就潜伏在看似稳固的王座之旁，关乎信任，更关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