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千古之谜：夏朝存在吗？一场持续百年的学术公案（2/2）

三、第三回合：考古反击——二里头的“铁证”浮出

然而，历史学除了“破”，还需要“立”。当文献记载被质疑得千疮百孔时，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不会说话的证人——大地。

“疑古”的尽头，必然是 “考古” 。既然书上说的不可尽信，那我们就把地下的东西挖出来看看。

转折点出现在1959年。着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线索，赴豫西进行“夏墟”调查。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村。随后，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开始了。

挖出来的东西，我们前面几章已经详细描述过：规模宏大的宫城、严格的中轴线布局、官营的青铜礼器作坊、象征王权的绿松石龙、复杂的墓葬等级……

这些发现，虽然没有任何一件器物上刻着“夏”字，但它们指向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在文献记载中夏朝的核心区域和对应年代（公元前18-16世纪），确实存在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分化、强大组织能力和复杂精神文化的早期国家实体。

考古学没有直接“证明”夏朝，但它提供了关键的拼图：

时空对得上：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分布范围与文献中的夏朝中晚期高度重合。

文明程度对得上：其发展水平远超一般部落联盟，完全符合一个初期王朝的特征。

后续衔接对得上：二里头文化（学界或称“二里头文化”、或称“夏文化”）与后续的郑州商城（早商文化）在文化上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文化演进序列，印证了“夏商相继”的记载。

考古学的铧犁，在疑古派思想耕耘过的荒原上，犁出了惊人的、实在的痕迹。它没有简单“证实”《史记》的每一个字，但它证明了：司马迁等古人所追述的那个“早期国家时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里头，极大概率就是那个被称为“夏”的王朝的都城废墟。

四、终局与启示：真相在中间地带

今天的学术主流，已经走出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这场公案的“和解方案”：

疑古派的贡献是伟大的：他们打破了盲目信古的迷信，揭示了古史记载中后世建构和神话加工的层面，极大地推进了历史学的科学化。我们不再把《史记·夏本纪》当成一字不易的信史，而是把它看作一份包含了历史素地、神话传说和政治理想的混合文本。

考古派的功绩是决定性的：他们用实物证据证明，在传说中的夏朝时期，中原地区确实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二里头文化，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夏文化”，都是一个真实不虚的、辉煌的文明。

夏朝的面貌是复杂的：真实的夏朝，可能没有文献描述的那么系统、那么完美（或那么邪恶）。它或许是一个由松散到紧密的邦国联盟，其疆域、官制、文化影响力都处于动态变化中。它既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以二里头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也是一个被后世不断叙述、阐释和意义化的文化符号。

所以，“夏朝存在吗？”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或许是：存在，但它的“存在方式”，介于确凿的考古遗迹与流动的历史叙事之间。 我们通过考古触摸它的躯体，通过文献理解古人对它的记忆与想象。两者结合，才能拼凑出那个遥远时代更接近真实的、模糊而又生动的面容。

这场百年论战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被发现出来的“现成事实”，而是在证据与阐释、怀疑与建构之间，被一代代人不断追寻和对话的“过程”。 寻找夏朝，本身就是现代中国认识自我起源的一场精神跋涉。

公案暂歇，证据与阐释的角力却永不会停止。我们探寻夏朝，挖出了宫殿、礼器，理清了制度、信仰，也看清了学术的纷争。但所有这些工作的终点，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给教科书多添一个确信的章节，还是为了满足考古学家的好奇心？或许，答案藏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里：当我们在黄土之下寻找一个失落的王朝时，我们真正在寻找的，到底是什么？下一章，全书的终章，我们将一起抵达这场漫长追寻的最终站台，并尝试回答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寻找夏朝，即是寻找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