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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第三节:元朝建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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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元朝建立

一、开平的晨光与和林的残雪

1260 年的春天,开平(今内蒙古多伦)的草原刚抽出新绿,忽必烈的大帐外却已是人山人海。昨夜,蒙古宗王塔察儿、移相哥带着漠南蒙古贵族,捧着九旒白纛(蒙古军旗),跪在帐前请他即位 —— 蒙哥汗死于钓鱼城的消息传来后,留守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已抢先称汗,而忽必烈,必须用一场正式的登基大典,宣告自己才是蒙古的正统。

帐内,忽必烈穿着汉式的赭黄蟒袍,手指摩挲着案上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是汉族谋士姚枢送他的,读了十年,他早已明白 “得中原者得天下” 的道理。“陛下,吉时到了。” 刘秉忠轻声提醒,这位穿着僧袍的谋士,是他最信任的人,连登基的礼仪都由他一手制定。

忽必烈走出大帐,阳光落在他脸上,映出鬓角的白发。他今年四十四岁,从青年时随蒙哥伐宋,到经营漠南汉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知弯弓射大雕的蒙古王子。“诸位宗王、大臣,” 他的声音穿过人群,带着中原帝王的威严,“蒙哥汗崩,阿里不哥私自称汗,此乃叛逆!今日我忽必烈在此即位,建元‘中统’,意为‘中华开统’,必承太祖、太宗之业,安天下,抚万民!”

“吾皇万岁!” 宗王们的欢呼里,有蒙古语的粗粝,也有汉语的清亮 —— 塔察儿带来的不仅有蒙古骑兵,还有河北、山东的汉族地主武装,他们举着 “尊王攘夷” 的旗号,早已把忽必烈看作 “汉家天子” 的化身。

而此时的和林,阿里不哥正站在哈拉和林山的祭台上,对着长生天祈祷。他穿着传统的皮袍,身后是阿兰答儿、浑都海等守旧派大臣,手里握着蒙哥汗留下的玉玺。“忽必烈用汉人的法子称汗,是忘了祖宗!” 他对着部众嘶吼,“我阿里不哥,才是蒙古的汗!”

两军的刀,很快就架到了对方脖子上。忽必烈派廉希宪镇守关中,切断阿里不哥的粮道;阿里不哥则让浑都海率军从六盘山出兵,想夺回漠南。这场汗位之争,本质是蒙古两种路线的较量:是像忽必烈那样 “用汉法治汉地”,还是像阿里不哥那样 “守草原旧俗”。

廉希宪是个汉化的畏兀儿人,他到关中后,先斩后奏,处死了阿里不哥的亲信刘太平,然后对百姓说:“忽必烈汗减赋税、兴农桑,跟着他,有饭吃。” 关中的汉人百姓早就受够了蒙古贵族的盘剥,纷纷支持廉希宪,浑都海的军队刚到,就被百姓断了粮草,大败而逃。

1264 年,阿里不哥在和林弹尽粮绝,只能穿着素服,牵着马,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看着这个昔日总跟在自己身后的幼弟,心里五味杂陈。“你可知罪?” 他问。

阿里不哥低着头:“我输了,但我没错。蒙古人就该在草原上放羊,不该学汉人的那套。”

忽必烈没杀他,只是把他软禁在开平。三年后,阿里不哥病死,临死前,他望着窗外的草原,嘴里还念叨着 “斡难河的水”。

汗位之争结束后,忽必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统治中心从和林迁到燕京(今北京)。“和林太偏,控不住中原。” 他对刘秉忠说,“燕京地处南北要冲,把这里定为都城。”

1267 年,刘秉忠奉命扩建燕京,仿照汉式都城的规制,建宫殿、修宗庙、筑城墙。有个蒙古贵族反对:“大汗,咱们是草原人,建这么多房子干什么?”

忽必烈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要治天下,就得有个像样的都城。” 他给新城取名 “大都”,意为 “天下大都”,宫城的正殿,他亲自取名 “大明殿”—— 取 “大明当天,四海归一” 之意。

二、《易经》里的国号

大都的宫殿刚盖好一半,忽必烈就召集群臣,商议定国号的事。“蒙古” 是部落的名字,如今疆域已跨欧亚,再用 “蒙古” 为国号,显然不合适。

“陛下,” 刘秉忠出列,手里捧着一本《易经》,“《乾卦》有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有‘初始、广大’之意,不如定国号为‘大元’,以应天意。”

忽必烈接过《易经》,翻到 “乾元” 那一页,虽然认不全汉字,却懂 “广大” 的意思。“好!就叫‘大元’!” 他拍着案,“从今天起,蒙古帝国,就是大元王朝!”

1271 年的冬至,大都的大明殿举行了隆重的定国号大典。忽必烈穿着十二章纹的龙袍,接受百官朝拜,礼官用汉语宣读诏书:“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

站在百官之首的,是汉族大臣姚枢、许衡,蒙古大臣伯颜、阿术,还有色目人(西域各族)大臣阿合马。他们穿着不同的官服,却都对着龙椅上的忽必烈三叩九拜 —— 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王朝,在这一刻,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定国号后,忽必烈开始整顿吏治。他采纳许衡的建议,设立 “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又下令 “劝农桑、兴水利”,把荒地分给农民,还编了《农桑辑要》,教百姓种庄稼。

有个叫王冕的画家,在江南看到农民开垦荒地,画了一幅《耕织图》献给忽必烈。忽必烈看后很高兴,把画挂在宫里,对皇后察必说:“百姓有饭吃,天下才能稳。”

察必是个聪明的蒙古女子,她见忽必烈总穿汉式龙袍,就把自己的蒙古袍改成汉式的短袄,还说:“陛下要治汉地,就得懂汉人的心思。” 她甚至亲自带领宫女种桑养蚕,说:“宫里的丝绸,不能总靠掠夺。”

可蒙古守旧派对这些汉化措施很不满。有个叫乃颜的宗王,在辽东起兵叛乱,说忽必烈 “变乱旧俗,用汉人而疏蒙古”。忽必烈亲自率军平叛,两军在辽河岸边展开决战。乃颜的军队里,还有人穿着传统的皮袍,而忽必烈的军队,已经装备了火器和汉式的铠甲。

“乃颜,你忘了太祖的话?” 忽必烈在阵前喊话,“蒙古要强大,就得兼容并蓄!”

乃颜不听,挥着弯刀冲了过来。忽必烈一声令下,火器营发射 “突火枪”,乃颜的骑兵瞬间倒下一片。最终,乃颜被活捉,忽必烈下令把他裹在毡毯里,让马活活踩死 —— 这是蒙古处置叛逆的旧俗,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宗王们:汉化可以,但绝不能背叛。

平定乃颜后,忽必烈的统治更加稳固。大都城里,汉人的店铺和蒙古人的帐篷相邻,色目人的商队络绎不绝,街上既能听到蒙古语的吆喝,也能听到汉语的叫卖,甚至还有波斯语的讨价还价。有人说,大都比当年的长安还要繁华。

可忽必烈心里清楚,只要南宋还在,大元就不算真正统一。“灭宋,” 他对伯颜说,“这是太祖以来的心愿,必须在我手里完成。”

三、襄阳城外的六年

1267 年的秋天,襄阳城外的芦苇荡白了头。阿术和刘整率领的元军,正在岸边扎营,帐篷连绵十里,把襄阳城围得像铁桶。

刘整原是南宋的泸州守将,因为被贾似道排挤,愤而降元。他对忽必烈说:“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欲取襄阳,必先断其粮道。” 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和阿术一起攻襄阳。

襄阳守将吕文焕站在城楼上,看着元军在汉江上架起浮桥,心里咯噔一下。“不好,他们要断咱们的粮道!” 他赶紧派船队去冲桥,却被元军的 “回回炮” 打了回来 —— 这种投石机是西域工匠造的,能把百斤重的石头抛出一里地,砸在船上,船就碎了。

吕文焕是吕文德的弟弟,兄弟俩镇守襄阳、樊城多年,互为犄角。他派人向临安求援,可贾似道把求援信压了下来,还对宋理宗说:“襄阳城坚粮足,蒙古人攻不进来。”

第一年冬天,襄阳的粮食还够吃,士兵们在城里练兵、织布,百姓们照常过活。可到了第二年春天,浮桥越架越牢,元军的长墙也修了起来,襄阳成了一座孤城。有个叫张顺的渔民,带着三十艘小船,装满粮食,趁夜从汉江顺流而下,想冲进襄阳。

“兄弟们,冲进去,给吕将军送粮!” 张顺喊着,手里的刀劈向元军的铁链。小船像箭一样穿过火网,张顺身中数箭,却依旧掌舵,最终把粮食送进了襄阳,自己却沉入了江底。

吕文焕在城里建了 “张顺祠”,每次去祭拜,都忍不住落泪。“有这样的百姓,襄阳不能丢。” 他对士兵们说。

可日子越来越难。到了第四年,城里开始缺盐,士兵们浑身浮肿,连弓都拉不开。吕文焕让人把盔甲上的铁叶拆下来,熔铸成兵器,又把老弱妇孺组织起来,妇女舂米,老人守城。有个七十岁的老汉,在城墙上用石头砸元军,被流矢射中,临死前还喊着 “杀鞑子”。

元军也不好过。阿术看着襄阳城,像看着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心里焦躁。刘整给他出主意:“先打樊城,樊城破了,襄阳就孤立了。”

1272 年,元军集中兵力攻樊城。守将范天顺率军死守,甚至派人把自己的家眷都杀了,说:“我与樊城共存亡。” 可樊城的粮道也被断了,士兵们只能煮树皮充饥。

第二年正月,元军用回回炮轰塌了樊城的城墙,蜂拥而入。范天顺在城楼上自缢,部将牛富带着士兵巷战,身上被砍了十几刀,最后跳进火里自焚。樊城失陷,元军屠了城,尸体顺着汉江漂到襄阳,吕文焕站在城头,看着江面上的浮尸,一口血喷了出来。

“将军,降了吧。” 副将田世荣哭着说,“再守下去,全城人都要饿死了。”

吕文焕看着城里的百姓,有的在啃草根,有的在哭嚎,还有的已经饿倒在地。他想起哥哥吕文德的嘱托,想起张顺的死,想起那些战死的士兵,心里像被刀剜一样疼。“再等三天,” 他说,“如果临安还不来救,我就开城。”

三天后,临安没有任何消息。吕文焕登上城楼,对着南方磕了三个头,然后下令:“开城。”

1273 年二月,襄阳城的城门缓缓打开。吕文焕穿着一身素服,手里捧着襄阳的地图,走出城门。阿术骑着马,看着这个坚守了六年的对手,忽然翻身下马,对着他拱手:“吕将军,好样的。”

吕文焕没有看他,只是低声说:“放过百姓。”

元军进城时,没有屠城。百姓们扶老携幼,走出家门,看着元军的铁骑踏过青石板路,脸上没有恐惧,只有麻木。有个瞎眼的琴师,坐在路边弹着《广陵散》,琴声呜咽,像在为一个王朝送行。

四、临安的落日

襄阳失守的消息传到临安,宋度宗吓得瘫在龙椅上。贾似道这才慌了,赶紧请命率军出征,却在芜湖大败,吓得乘船逃回临安。太皇太后谢氏(宋理宗皇后)主持朝政,她是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抱着五岁的宋恭帝,对着大臣们哭:“谁能救救大宋?”

大臣们面面相觑,有的主张迁都,有的主张投降。文天祥当时是赣州知州,他召集了一万义军,连夜赶往临安,说:“陛下,臣愿死守临安!”

可此时的南宋,早已是强弩之末。1274 年,忽必烈命伯颜为统帅,率二十万元军沿长江东下,一路上,南宋的守将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只有少数人抵抗。

安庆守将范文虎,是贾似道的亲信,元军一到,他就开城投降,还帮着元军劝降其他将领。“文虎,你对得起大宋吗?” 文天祥在阵前骂他。

范文虎却笑着说:“大宋气数已尽,何必再做无谓的抵抗?”

1275 年,元军攻破建康,直逼临安。谢氏派使者去见伯颜,说愿意称臣、纳贡,只求元军退兵。伯颜说:“必须投降,否则屠城。”

文天祥请求背城一战,谢氏却摇了摇头:“百姓已经够苦了,别再打了。” 她派文天祥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到了元营,却被伯颜扣留 —— 伯颜知道他是硬骨头,怕他回去后组织抵抗。

1276 年正月,临安的城门打开。谢氏带着宋恭帝,穿着素服,捧着传国玉玺,向元军投降。当玉玺被送到伯颜手里时,临安的百姓们哭了,有人朝着皇宫的方向磕头,有人点燃了自家的房子,说:“生为宋人,死为宋鬼。”

伯颜进入临安时,没有屠城,只是下令封存府库,登记百姓。他骑着马,看着这座繁华的都城,想起忽必烈的嘱咐:“要善待百姓,不可滥杀。”

文天祥被押往大都,路过零丁洋时,写下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千古名句。他后来在大都被囚禁了三年,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他高官厚禄,他却宁死不屈,最终被处死在柴市口。临刑前,他向南跪拜,说:“臣尽忠了。”

临安失陷后,南宋的残余势力拥立宋端宗、宋末帝,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抵抗。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带着小皇帝,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逃亡,最终在崖山被元军包围。

1279 十二月,崖山海战爆发。张世杰的水师与元军激战数日,最终战败。陆秀夫背着七岁的宋末帝,跳进了大海,十万宋军将士追随其后,壮烈殉国。南宋,这个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的王朝,就此灭亡。

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正在大明殿宴请群臣。他举起酒杯,对着南方的方向,敬了一杯:“太祖、太宗,你们的心愿,我完成了。”

宴会上,乐师演奏着新谱的《白翎雀》,这是一首蒙古乐曲,却用了汉式的乐器。忽必烈听着音乐,望着殿外的星空,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起少年时在草原上放羊的日子,想起蒙哥汗对他的嘱托,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

“天下统一了,” 他对刘秉忠说,“可接下来,该做什么?”

刘秉忠笑着说:“兴礼乐,办学校,修水利,让百姓安居乐业。陛下,您不仅是蒙古的汗,更是中国的皇帝。”

忽必烈点点头,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窗外的月光,照在大都的城墙上,也照在江南的废墟上,照在崖山的海面上。一个新的王朝,在血与火中诞生,它将带着蒙古的狼性与中原的文明,走向未知的未来。

而那些关于襄阳的坚守、临安的投降、崖山的悲壮,都将成为历史的注脚,提醒着后人:统一的代价,从来都不轻松。

五、大都的晨光

忽必烈站在大都的角楼上,看着晨雾中的都城。大明殿的琉璃瓦在初阳下泛着金光,街道上已有商贩挑着担子穿行,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杂乱却鲜活的歌。

“陛下,新修的《农桑辑要》刊印好了。” 姚枢捧着一摞书走来,书页上印着精美的农桑图谱。这部书收录了南北各地的农事技巧,连岭南的荔枝栽培、漠北的牧草种植都写得清清楚楚。

忽必烈接过书,指尖拂过 “麻麦粟豆” 的字样。“发给各州县,让农官亲自教百姓种。” 他想起襄阳城里啃树皮的百姓,声音沉了些,“乱世里,肚子填不饱,什么江山都坐不稳。”

姚枢躬身应是。他知道,这位大汗心里装着的,早已不只是蒙古草原的羊群,还有中原的田亩、江南的稻禾。

可朝堂上的争论从未停过。阿合马等色目大臣主张 “重商敛财”,通过专卖、加税充实国库;许衡、姚枢等汉族大臣则坚持 “重农轻赋”,认为百姓富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汉人就是迂腐!” 阿合马在朝堂上与许衡争执,“不征税,军费从哪来?宗室的俸禄从哪来?”

许衡气得发抖:“百姓刚经历战乱,再征税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

忽必烈坐在龙椅上,沉默地听着。他最终拍了板:“商税减半,盐铁专卖照旧,但不许苛剥百姓。” 他看向阿合马,“你负责的财赋,必须清清楚楚,敢中饱私囊,定斩不饶。” 又对许衡说,“国子监扩招,让更多汉人子弟入学,懂儒学的,优先做官。”

这是他的平衡术 —— 既要用色目人的商业才能充盈国库,也要靠汉人的儒学维系人心。

大都的国子监里,很快挤满了各族学生。有蒙古贵族的子弟,穿着汉式长衫,跟着先生读《论语》;有汉族士子,埋头苦读,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还有色目人的孩子,用波斯文标注着《诗经》的注释。

先生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儒,他曾在临安讲授经学,如今却在元廷教书育人。有人骂他 “汉奸”,他只是摇头:“学问不分南北,能让孩子们明白‘仁义礼智’,比什么都强。”

忽必烈常去国子监听课。有次,他见一个蒙古少年把 “四海之内皆兄弟” 读成 “四海之内皆狼崽”,忍不住笑了,纠正道:“是兄弟。蒙古人、汉人、色目人,都是大元的子民,要像兄弟一样相处。”

少年似懂非懂地点头,把 “兄弟” 两个字写在羊皮纸上,揣进怀里。

六、草原与稻田的和鸣

大都的秋天,总能闻到两种味道:蒙古包前烤羊肉的焦香,和江南漕运船里新米的清香。忽必烈在琼华岛(今北海公园)上建了一座 “仪天殿”,殿里挂着一幅《舆地图》,从漠北的肯特山到岭南的琼州,从西域的撒马尔罕到东海的琉球,都用不同颜色标了出来。

“陛下,安南(今越南)遣使来朝,说愿意称臣纳贡。” 伯颜捧着国书进来,他刚从江南平定叛乱回来,铠甲上还沾着南方的湿气。

忽必烈展开国书,上面的汉字歪歪扭扭,却透着恭顺。“告诉他们,好好守着自己的土地,别惹事。” 他想起当年西征花剌子模的惨烈,“能不动兵,就不动兵。”

伯颜点头,又说:“江南的水患治得差不多了,郭守敬新修的运河,能把江南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比以前快了一半。”

“好!” 忽必烈起身,走到窗前,“叫上郭守敬,咱们去看看运河。”

运河岸边,郭守敬正指挥工匠调试水闸。这位精通天文、水利的科学家,头发已花白,却精神矍铄。“陛下您看,这‘水则’能根据水位自动调节闸门,再大的船也能平稳通过。” 他指着标尺上的刻度,眼里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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