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三章 ：君臣相得（2/2）
三人围着书卷讨论起来，从如何防止官员结党，到如何安抚边疆胡人，声音渐渐高了些。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们鬓角的白发与黑发上，竟分不清谁是前辈，谁是后生。
傍晚时，李世民忽然来了。他没穿龙袍，只着便服，像个寻常老者，手里还提着两坛酒——是魏徵家酿的那种黍米酒，不知从哪里寻来的。
“听说你们在聊魏公？”李世民笑着坐下，亲自给三人斟酒，“正好，朕也来凑个热闹。”
房玄龄笑道：“陛下来得巧，我们正说魏公当年如何‘逼’陛下停修洛阳宫呢。”
“可不是嘛。”李世民饮了口酒，咂咂嘴，“他那时天天堵在宫门口，朕去一次，他拦一次，说‘百姓刚喘口气，不能再劳役’。最后没办法，朕只能下旨停修。”他看向马周，“如今换你拦朕了，可别手软。”
马周站起身，举杯道：“臣不敢与魏公相比，但定当直言不讳！”
酒过三巡，李世民说起早年的事：“刚登基时，朕总怕自己不如隋文帝，怕百姓骂朕是亡国之君。是玄龄劝朕‘民心如水，可导不可堵’，是如晦教朕‘用兵当慎，民生为要’，是魏徵逼着朕‘一日三省’……”他的声音低了些，“如今他们走了，朕倒不怕了——因为朕知道，你们会接着把路走下去。”
房玄龄、马周、褚遂良齐齐起身，躬身道：“臣等万死不辞！”
窗外的石榴树影摇摇晃晃，落在酒坛上，像极了当年秦王府的月光。李世民看着眼前的君臣，忽然觉得，所谓“君臣相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事。它是一种默契，像房玄龄与杜如晦的“谋断相济”；是一种勇气，像魏徵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一种传承，像马周接过谏言的笔，像褚遂良誊抄的谏言集。
七、盛世的底色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命人画了二十四幅功臣像，挂在凌烟阁。画那天，他亲自去了趟凌烟阁，站在魏徵的画像前，伸手抚过画中老人的胡须——画师画得极像，连眉宇间的锋芒都丝毫不差。
“魏徵啊，”他轻声说，“你看，这盛世如你所愿。洛阳的粮仓堆得满了，江南的稻子熟了，西域的商队来了，乡学的孩子们能读书了……”
画像无言，却仿佛有声音在回应。李世民想起那年雪夜，两人围炉夜谈，魏徵说：“臣不求青史留名，只愿百姓提起贞观，说句‘那是个好年头’。”
如今，长安西市的胡商们确实在说：“贞观年间，做生意最安稳。”江南的农户们在说：“贞观的官，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西域的使者们在说：“大唐天子，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
这年冬天，马周上奏，说关中百姓提议，要为皇帝建“生祠”。李世民驳回了，在奏折上批道：“朕何德何能？要建，便建‘功臣祠’，供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还有那些为贞观付出的百姓。”
旨意传到民间，百姓们没有建祠，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立了块石碑，碑上没刻名字，只刻着一行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马周去看石碑时，见几个孩童正围着石碑认字，一个老农在旁念叨：“这是魏公说的话，陛下记了一辈子。”
马周忽然明白，所谓“君臣相得”，从来不是朝堂上的君臣唱和，而是君王肯听百姓的话，臣子敢替百姓说话，百姓愿信君王与臣子——就像那石碑，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比凌烟阁的画像更能留住盛世的温度。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重。弥留之际，他召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指着案头的《贞观政要》说：“这里面的话，都是魏徵、玄龄他们教朕的……你们要记住，治天下，不是靠皇帝，是靠民心。”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像极了贞观七年那个夜晚。只是这一次，没有雪夜叩门的君臣，只有案头那本翻开的书，书页上“君臣相得”四个字，在烛火下泛着温润的光。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贞观之治的秘诀，白发苍苍的马周望着长安的方向，笑着说：“不过是君王肯低头听劝，臣子敢抬头说话，百姓能安心过日子罢了。”
那时，西市的胡旋舞还在跳，贡院的红榜还在挂，丝路的驼铃还在响。而那座刻着“水能载舟”的石碑，早已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却依旧立在村口，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君臣，重复着“相得”的故事，守着那份属于贞观的、永不褪色的温暖。
八、余韵绵长，薪火不灭
李世民驾崩后，高宗李治即位。新帝年轻，朝堂上难免有些动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佐左右，时常拿出《贞观政要》研读，遇有疑难，便召来马周等老臣议事。
一日，李治在太极殿批阅奏折，见江南遭了蝗灾，地方官奏请拨款赈灾，却又提“恐国库不足，可暂减百官俸禄”。他皱着眉问长孙无忌：“舅父，此事当如何？”
长孙无忌指着奏折上的“减俸”二字，叹道：“陛下，贞观年间，魏徵曾说‘百姓是本，官吏是末，本末不可倒置’。当年河南道雪灾，先帝宁可削减宗室用度，也不肯让百姓受冻。如今蝗灾，更该先顾百姓。”
褚遂良补充道：“臣以为，可从内库调拨银两，再命江南官府开仓放粮。至于国库，可暂缓洛阳宫的修缮，先解燃眉之急。”
李治听得认真，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见父亲在凌烟阁对着魏徵的画像发呆，那时不懂，如今才明白，父亲看的不是画像，是贞观的规矩。他提笔在奏折上批道：“准奏。内库拨款五十万贯，洛阳宫修缮暂缓，全力赈灾。”
退朝后，李治特意去了趟马周府上。马周已年过五十，咳疾缠身，却依旧每日批阅文书。见皇帝到访，他挣扎着要起身，李治连忙扶住他：“马爱卿不必多礼，朕是来听你说贞观旧事的。”
马周笑着让家人煮了茶，说起当年魏徵如何在朝堂上与先帝争执，房玄龄如何深夜为了一份税法修改十次草稿，杜如晦如何拖着病体处理军务……“那时的朝堂，吵得凶，却心齐。因为大家都知道，吵是为了把事办好，不是为了争输赢。”
李治捧着茶盏，听着听着，眼眶红了：“朕总怕自己不如先帝，守不住这江山。”
“陛下错了。”马周的声音虽弱，却很坚定，“先帝也不是天生就会治国的。他怕过，愁过，甚至哭过。但他肯听，肯改，肯信臣子。陛下只要守住‘听劝’二字，便不会错。”
那天的茶喝到日暮，李治走时，马周送了他一本自己手抄的《魏徵谏言集》，扉页上写着：“君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李治把这本书放在案头，每日必读。有次看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忽然下旨，命谏官每日不论大事小情，都要上书言事，哪怕是“御花园的花开得晚了”，也要说说原因。
大臣们起初不解，后来才明白，新帝是想找回贞观时那种“君臣无话不谈”的氛围。褚遂良在朝会上说：“陛下此举，有先帝之风。”
岁月流转，马周、褚遂良等老臣渐渐故去，朝堂上换了一批又一批新人。但贞观的规矩，却像种子一样，在土里发了芽。
有个叫狄仁杰的年轻官员，刚入仕时，因弹劾上司贪墨被贬，却依旧坚持上书言事。有人劝他：“何必呢？小心丢了性命。”他却说：“我读《贞观政要》，见魏徵被贬三次仍敢谏言，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后来，他果然凭着这份耿直，一步步走进中枢，成了一代名相。
长安西市的胡商康艳典，也常给儿子讲贞观的故事。“那时的天子，会站在街边看我们卖胡饼；那时的官，会为了一个农户的耕牛，在朝堂上争上半天。”他的儿子长大后，不仅做买卖，还在西市办了个小小的学堂，教汉人和胡人子弟读书，课本用的就是《贞观政要》的节选。
有一年，西域的于阗国派使者来长安，带来了一匹汗血宝马，还有一封国书，上面写着：“愿效贞观故事，与大唐永结友好，共护丝路。”
李治看着国书，想起父亲曾说，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路，是友谊路。他命人回赠了中原的丝绸和稻种，还派了三名农师跟着使者去于阗，教当地人耕种。
使者走那天，李治站在城楼上，望着商队消失在夕阳里，忽然觉得，贞观从未远去。它在江南的稻田里，在西域的驿站中，在朝堂的争吵声里，在百姓的笑容里。
九、无声的见证
武则天称帝后，曾有人提议毁掉凌烟阁的功臣像，说“这些都是李唐旧臣，留着碍事”。武则天却驳回了：“贞观君臣，是天下的榜样，不是一家一姓的。”她甚至亲自去凌烟阁祭拜，对着魏徵的画像说：“魏公当年敢谏太宗，若朕有错，也盼着有这样的臣子。”
那时的狄仁杰，已成为武则天倚重的大臣。有次，武则天想修建明堂，劳民伤财，狄仁杰上书直言：“陛下，贞观年间，先帝想修洛阳宫，魏徵谏曰‘百姓疲敝，不可再劳’，先帝便停了。如今国库虽丰，却也该惜民力。”
武则天看了奏折，沉默了半晌，最终下旨：“明堂暂缓修建，省下的钱，用来修水利。”
退朝后，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很像魏徵。”
狄仁杰躬身道：“臣不敢比魏徵，只愿陛下如太宗一般，肯听真话。”
武则天笑了：“太宗有魏徵，朕有你，这便是天意吧。”
长安的西市，依旧繁华。有个卖书的老汉，每日推着车在街上走，车上最显眼的位置，总摆着《贞观政要》。有人问他：“这书都旧了，还卖得出去吗？”
老汉笑着说：“买的人多着呢。当官的来买，学怎么当清官；百姓来买，学怎么过日子；连胡人都来买，说想知道大唐为啥这么强。”
有个从江南来的书生，买下一本，坐在茶馆里读。读到“君臣相得，如鱼得水”时，忽然抬头，见邻桌坐着个胡人商人，正拿着算盘算帐，旁边一个汉人掌柜在给他讲中原的税法。两人说着笑着，像多年的老友。
书生忽然明白，所谓贞观，从来不是一本尘封的书，而是活着的日子。是官员肯为百姓弯腰，是百姓肯信朝廷的承诺，是不同肤色的人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是“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情，最后总能找到让大家都好过的法子”。
十、永恒的温度
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在一次宴会上，问大臣们：“朕的开元，比贞观如何？”
张九龄起身道：“贞观有‘君臣相得’，开元有‘励精图治’，皆是盛世。但臣以为，贞观的可贵，在于‘不折腾’——君不折腾臣，臣不折腾民，民不折腾天下。”
李隆基听得认真，命人取来《贞观政要》，翻到“去奢省费”那一页，对众人说：“从今往后，后宫不得再添珍宝，各地不得再献奇物。咱们学贞观，把钱花在百姓身上。”
那天的宴会散得早，李隆基独自去了御花园，见月光洒在池面上，像极了当年李世民与魏徵围炉夜谈时的炉火。他想起小时候，祖母武则天曾给他讲过贞观的故事，说那时的雪夜，皇帝会去臣子家喝粗酒，臣子会指着皇帝的错处骂，骂完了，两人还能一起讨论明天该怎么种地。
“那样的日子，真好啊。”李隆基喃喃自语。
长安的西市，有个老字号的胡饼铺，传到第三代，掌柜已是个说着流利汉语的胡人。他的铺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贞观年间的西市——康艳典的商队正在卸货，魏徵穿着便服在买胡饼，李世民站在街角，看着这一切，笑得像个寻常百姓。
有个书生问掌柜：“这画是真的吗？”
掌柜笑着说：“祖父说是真的。他说，贞观的好，不在史书里，在这些烟火气里。”
画里的人早已远去，但画外的日子，还在继续。丝路的驼铃依旧响，贡院的红榜依旧挂，乡学的读书声依旧琅琅。而那些关于“君臣相得”的故事，就像长安城里的老槐树，根扎在土里，枝叶却伸向天空，荫蔽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许多年后，有人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幅奇怪的画——没有佛像，没有飞天，只有一群穿着官服的人围着一张桌子，吵得面红耳赤，桌子旁坐着个皇帝，正笑着给他们倒酒。画的角落，写着一行小字：“贞观某年雪夜，帝与魏徵论政。”
考古的学者们研究了许久，最终叹道：“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盛世了——君不摆架子，臣不拍马屁，大家为了日子能过好，吵吵闹闹，却心连着心。”
而那本《贞观政要》，不知被多少人读过，书页翻烂了，字迹磨平了，却依旧在历史的长河里，散发着淡淡的温度。就像那个雪夜的炉火，烧尽了柴，却留下了余温，温暖着后来的岁月，提醒着每一个人：所谓盛世，不过是君王肯听，臣子敢说，百姓能笑罢了。
十一、市井间的回响
天宝年间的长安，朱雀大街上的胡商依旧络绎不绝，西市的胡旋舞还是那般热烈，只是茶馆里的说书人，开始更多地说起贞观旧事。
“要说当年魏徵魏大人，那可是铁骨铮铮！”说书先生拍着醒木，唾沫星子飞溅，“太宗皇帝想修个宫殿，魏大人在宫门口堵了三天，愣是让皇帝把图纸烧了！”
台下喝彩声一片，有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喊道：“那皇帝不生气？”
“生气！怎么不生气？”说书先生捋着胡须，“可太宗皇帝转天就给魏大人赔了酒，说‘你骂得对，朕差点犯了错’！这就叫君臣相得啊！”
汉子听得直点头，他是万年县的农户，去年遭了灾，县衙不仅免了赋税，还发了种子，据说这规矩就是贞观年间传下来的。
茶馆角落里，坐着个年轻的进士，叫白居易。他刚中了榜，正等着吏部授官，手里捧着本《贞观政要》，听得入了神。听到“水则载舟，亦能覆舟”时，他忽然提笔在纸上写下：“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心里暗下决心，将来做了官，定要学魏徵，为百姓说话。
后来，白居易果然写了《卖炭翁》，写尽了底层百姓的辛酸。诗传到宫里，唐宪宗读了，默然良久，竟真的停了宫市——那是贞观年间“闻过则改”的余韵，穿过百年时光，依旧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西市的“通远商行”，此时已传到康艳典的孙子手里。康家不再只做丝绸生意，还开了家书局，专门刊印《贞观政要》《魏徵谏言集》。掌柜的是个汉胡混血的年轻人，说汉话时带着点胡腔，写汉字却笔力遒劲。
“客官，要新版的《贞观政要》吗？”他给一位老吏包书，“这版加了马周先生的注解，说得多透彻！”
老吏点点头，叹了口气：“如今的官，能静下心读这书的，不多喽。”
“总会有的。”年轻掌柜笑了，“我祖父说，贞观的光，就像西市的灯笼，灭了一盏，还有另一盏。”
他没说错。那年冬天，长安下了场大雪，有个小吏在街头滑倒，摔断了腿。百姓们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馆，还凑了药钱。小吏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雪，忽然想起《贞观政要》里“吏为民之父母”的话，眼泪掉了下来——原来，君臣相得的底色，从来都在市井之间，在百姓对“好官”的期盼里，在官员对“为民”的敬畏里。
十二、烽火中的坚守
安史之乱爆发时，长安城破，百姓流离。有个叫张巡的县令，守着睢阳，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却硬是守了十个月。
城破前，他召集将士，手里举着一本磨破了的《贞观政要》：“兄弟们，贞观年间，魏公说‘守国之道，在得民心’。咱们守睢阳，不是为了皇帝，是为了城里的百姓！”
将士们齐声应和，明知必死，却无一人退缩。他们饿着肚子，用牙齿咬断敌人的弓弦，用身体堵住城墙的缺口，直到最后一刻。
后来，有人在睢阳的废墟里，找到了那本《贞观政要》，书页上溅满了血，却依旧能看清“君臣相得”四个字。那时的人们才明白，贞观的力量，不仅在承平岁月里，更在危难时刻——它教会人们，什么是坚守，什么是担当。
杜甫流落到成都，在草堂里写下“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字里行间，满是对贞观、开元盛世的怀念。他想起年轻时在长安，曾见过老人们说起太宗皇帝，说他“能叫魏徵骂，也能听百姓哭”，那时不懂，如今历经战乱，才知那样的时代有多可贵。
有个从西域逃回来的胡商，在成都遇到杜甫，给他讲了个故事：安史叛军打到西州时，有个唐军小校，举着“贞观”的旧旗，说“这是太宗皇帝定下的疆土，不能丢”，带着几十个兵，硬是把叛军挡了三天。
“那旗子都破了，”胡商抹着泪，“可我们看了，就觉得有指望。”
杜甫听了，提笔写下“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大”。他知道，贞观的故事，早已不是李唐一家的事，它成了天下人的念想——念想有个皇帝肯听劝，有群臣子肯拼命，有片土地能让人安心种地、安心经商、安心读书。
十三、不朽的传承
晚唐的长安城，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但西市的角落里，依旧有人在讲贞观的故事。有个瞎眼的老说书人，看不见书，却能把《贞观政要》背得滚瓜烂熟。
“魏徵死的时候，太宗皇帝三天没上朝，”老人的声音沙哑，却带着力量，“他说‘朕少了一面镜子’……”
台下有个小孩，睁着好奇的眼睛：“爷爷，镜子能干嘛？”
“能照出对错啊。”老人笑了，“皇帝有了镜子，就知道自己哪错了；当官的有了镜子，就知道百姓苦在哪了；咱们老百姓有了镜子，就知道什么样的日子才叫好日子。”
小孩似懂非懂，却把“镜子”两个字记在了心里。后来，他成了个史官，在写《旧唐书》时，特意在《魏徵传》里加了一句：“贞观之风，至今歌咏。”
五代十国，战乱不休，有个叫冯道的官员，历经四朝，却始终把一本《贞观政要》带在身边。有人骂他“不忠”，他却说：“我不忠的是朝代，忠的是百姓。贞观年间，君臣都为百姓，我学的是这个。”他在任时，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百姓都说“冯公身上，有贞观的影子”。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人刊印《贞观政要》，发给大臣们。他在朝堂上说：“朕读贞观故事，见太宗皇帝能容魏徵之直，才知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
有次，大臣赵普犯了错，赵匡胤要治他的罪，赵普却梗着脖子说：“陛下，太宗皇帝当年能容魏徵，难道容不下臣一句辩解？”
赵匡胤愣了愣，竟真的消了气，还笑着说：“你这老东西，倒会拿贞观说事。”
后来，赵普辅佐宋太祖定下“重文轻武”的国策，减免徭役，发展生产，宋朝初年的清明，颇有几分贞观的气象。
十四、跨越千年的敬意
明清以降，《贞观政要》被翻刻了一遍又一遍，成了历代帝王的必读书。康熙皇帝甚至亲自为《贞观政要》作序，说“贞观之治，三代以下所未有也”。
有次，康熙在南书房召见大臣，指着案头的书说：“你们看，魏徵劝太宗‘去奢省费’，太宗就真的停了洛阳宫。如今国库虽丰，也不能铺张——这就是贞观的智慧。”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特意去了魏徵的故乡，在魏徵庙前祭拜，题了块“敢谏千秋”的匾额。他站在庙前，望着远处的农田，忽然对身边的大臣说：“所谓盛世，不是看宫殿多华丽，是看田里的稻子结不结实，百姓的笑容真不真。太宗皇帝懂这个，魏徵也懂。”
到了近代，战火纷飞，有位学者在流离中，依旧抱着一本线装的《贞观政要》。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贞观的可贵，在于它证明了‘君臣相得’能创造奇迹——君有容人之量，臣有报国之心，民有安身之所，这便是最好的时代。”
如今，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块唐代的石碑，上面刻着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每天都有游客站在碑前，读着“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读着“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想象着千年前那个雪夜，君臣围炉夜谈的温暖。
而在长安的旧址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西市的遗址旁，建起了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里有一尊雕像：李世民与魏徵并肩而立，皇帝面带微笑，臣子目光锐利，两人仿佛正在讨论着什么，脚下的基座上，刻着四个大字——
“君臣相得。”
这四个字，穿越了千年的风霜，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光。它告诉我们，最好的时代，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能被坦诚地说出，能被认真地解决；从来不是没有分歧，而是分歧能朝着同一个目标——让日子过得更好——去化解。
就像贞观七年那个雪夜，炉火映着君臣的脸，窗外是漫天飞雪，屋内却暖意融融。他们讨论的不是权力，不是名利，而是如何让卖炭的老翁能早点回家，让插秧的农户能多收几石粮，让西市的胡商能安心赚钱，让乡学的孩童能朗声读书。
这些，才是“君臣相得”最本真的模样，是贞观之治最动人的底色，是穿越千年依旧能温暖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