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她说完的最后一句，我们都活成了下半句（2/2）

没人哭。

甚至没人问“为什么救我”。

李心理师蹲在一个女孩面前，轻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嘴唇动了动，摇头。

她不是不会说话，是太久没人听她说过话。

杨小满忽然抬手，示意所有人后退一步。

她摘下背包，取出一沓印制好的卡片，递给每个队员。

上面只有一句话，用加粗黑体写着：

“你现在可以不说，但我们一直在这儿听。”

她走到第一个女孩面前，蹲下，与她视线齐平。

握住那只冰冷的手，缓慢而清晰地说了一遍。

然后起身，走向下一个。

每个队员都照做。

没有宣讲，没有口号，没有法律条文朗读。

只有蹲下的身影，重复的话语，和沉默中逐渐松动的时间。

三小时过去，屋内依旧安静。

五小时，有人开始低声抽泣。

午夜过后，一个穿蓝布衫的女孩突然抬头，声音细如蚊呐：“……我姓周，家在……桐岭村。”

像是堤坝裂开第一道缝。

第二个人说出了母亲的名字，第三个指了指地图上的某个乡镇，第四个攥着卡片，反复念着“我可以不说……但我现在想说了”。

凌晨两点十七分，刘建国的声音通过一台老旧平板传来，屏幕闪烁，信号断断续续。

他穿着睡衣，背景是自家书房，桌上堆满法典和打印资料。

“我们拿到了临时禁令。”他的声音沙哑却坚定，“依据《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条——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遗弃、虐待残疾人。你们手中每一个女孩的身份信息，已同步提交法院备案，警方将以‘涉嫌拐卖妇女罪’立案侦查。”

视频那头，一名年轻女警握紧拳头：“可他们说这是‘民俗’……”

“民俗不等于违法豁免。”刘建国打断，“如果今天我们可以默许把智障女性配给死人换彩礼，明天就能把贫困老人送去‘养老园区’集体注销户口。法官也是人，但他更是法律的守门人——我要他记住，放行一次，就是纵容一万次。”

凌晨四点整，警笛划破山谷寂静。

祠堂里的红布被撕下，火盆倾倒，那些写满“阴亲匹配”的纸片，在雨水中化成灰烬。

解救完成时，天光微亮。

整个过程，未启用任何一个行政职务头衔。

“萤火协议”首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自治运作。

杨小满回到省城驿站时已是傍晚。

她脱下湿透的鞋袜，坐在灯下打开后台数据面板。

屏幕上跳出提示：过去24小时内，全国新增5376次“萤火协议”学习访问，来源覆盖28个省份，最远来自xJ伊犁的一所乡镇妇联办公室。

她点开其中一条日志，看到备注留言：“看了南岭镇的记录，我们这儿也有类似情况……但我们以前不知道还能这么做。”

她怔了许久，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本泛黄的复印件——那是孟悦可留下的日记。

翻到最后一页，字迹清瘦而坚决：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狠心能被忘记，只留下一点不怕黑的勇气。我不求她们记得我做了什么，只愿当黑暗再来时，有人不用等光照进来，就敢自己点灯。”

窗外夕阳洒进院子，一群刚培训完的年轻人正围坐石桌旁，低头抄写着新版《基层响应操作手册》。

有人念出声：“第一步：确认个体安全；第二步：建立非压迫性沟通；第三步：启动离线联络网……”

声音稚嫩，却一字不差。

杨小满轻轻合上日记，指尖停留在封皮上。

她终于明白，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一个人的脚步，而是让千万人走出各自的路。

她不再需要“归来”，因为她早已活成了别人心里那个——明明害怕却依然往前走的背影。

手机忽然震动。

来电显示：李婷。

她皱了下眉。

李婷是半年前在驿站接受过三期心理疏导的单亲母亲，孩子有自闭倾向，曾哭着说“我觉得我不是个好妈妈”。

后来情况好转，定期回访也显示稳定。

此刻，电话响到第三声才接通。

那边没人说话，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和隐约的、孩子的哭闹。

“……小满姐。”李婷的声音抖得几乎辨不清，“我……我找不着他了。已经……超过48小时了。”

杨小满猛地站起身，心骤然沉下去。

她还没来得及问地址、时间、细节，电话突然中断。

再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