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7章（2/2）

这种担忧，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普遍心态。他们渴望与高校、院所合作，但又担心在合作中被边缘化，担心知识产权归属不清，担心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如何构建真正平等互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成为“基石”计划能否吸引企业真心参与、能否真正推动成果转化的关键。

基层科研人员的心态，则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基石”计划可能带来的更多资源、更大平台、更宽松的环境充满期待。一位在省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了十几年、一直默默无闻的副研究员，在内部征求意见时就激动地说：“早就该这样了！我们所有些方向，明明很有潜力，就是因为不在传统优势学科里，拿不到大项目，评不上高级职称，人才流失严重。如果‘基石’计划能真的打破学科壁垒、论资排辈，给我们这些‘非主流’但有心做事的人机会，我第一个报名！”

但另一方面，长期浸淫在现有科研管理体制下的他们，也对“计划”能否真正摆脱旧有窠臼心存疑虑。“说是要破除‘四唯’，但最后评价的时候，会不会还是看论文、看帽子、看项目？说是要给科研人员松绑，但经费管理、采购报销那些繁琐的流程，真的能简化吗？说是鼓励长期攻关，但三年五年不出显性成果，考核的时候能通得过吗？”另一位青年科研人员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担忧。他们怕“新瓶装旧酒”，怕“换汤不换药”，最终只是多了一个争抢资源的“新战场”，而科研生态的内核并未真正改变。

所有这些声音——高校院所的“合纵”争抢、企业的顾虑与期待、科研人员的渴望与疑虑——通过各种渠道，最终汇总到了秦墨这里。他面前的报告，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战略和愿景，而是充满了具体诉求、利益纠葛和人性考量的复杂图景。

“基石”计划，如同一块投入水中的巨石，确实激起了变革的浪花。但这浪花之下，是早已存在的、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和思维定势。要将美好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落地举措，并在实施过程中真正凝聚力量、激发活力、突破瓶颈，而非陷入新一轮的内耗与空转，考验的不仅仅是决心，更是高超的政治智慧、精细的制度设计和坚韧不拔的执行力。

与此同时，在东海市，郑国权也在关注着江南省“基石”计划的进展。李明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各方的反应、内部的争论、企业的担忧，都整理成简报，放在了他的桌上。

“秦墨这一步，走得稳，也走得准。”郑国权看着简报，评价道，“用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来凝聚共识，用集中资源办大事来应对我们的‘散兵游勇’，这是他的正道，也是我们的挑战。”

“他们内部的争抢似乎很激烈，”李明说，“会不会导致资源分散，或者迟迟无法落地？”

“短期内会有纷争，但最终一定会达成某种平衡，推出几个重点方向。”郑国权摇了摇头，“不要小看他们的组织能力。关键是，这种‘计划’模式下的创新，效率如何？能否真正激发个体的创造力？能否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能否容忍失败，尤其是颠覆性的、可能偏离预设方向的失败？”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我们的策略要调整。既然他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大平台’，那我们就继续强化我们的‘小核心、大网络、快迭代’。加大对‘天才少年’、‘颠覆性想法’的搜寻和扶持力度，哪怕十个想法里只有一个成功。继续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文化。同时……”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密切关注他们选定的重点方向。在这些方向的外围、交叉地带，寻找机会。他们集中力量攻山头，我们就可能在侧翼，在那些他们暂时顾不上的、但未来可能至关重要的新兴边缘地带，进行布局。另外，他们内部不是有企业担心被边缘化吗？让我们的投资团队，主动接触那些有技术但缺资源、有想法但缺平台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可能被排除在‘基石’计划核心圈之外的企业。给他们资金，给他们技术咨询，帮他们对接我们的海外资源。我们要做的，是成为他们体制外的一个选择，一个备胎，甚至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跳板。”

“合纵”与“连横”，在江南省的科技创新战场，以新的形式展开。秦墨试图整合内部力量，构筑应对冲击的“基石”；而郑国权则试图分化、嵌入、侧翼突破，用资本的触角和灵活的模式，继续施加影响。这场关于未来创新主导权的博弈，正从单纯的人才争夺，扩展到更广阔的平台构建、生态塑造和道路竞争。而最终的胜负，或许不仅取决于谁的口号更响亮、谁的资源更雄厚，更取决于谁能真正激发人的创造力，谁能更有效地将创意转化为价值，谁更能赢得时间，赢得人心。暗流之下，新的合纵连横正在上演，格局未定，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