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支流（1/2）

柏林开放联盟总部的春季例会进行到第三天时，林一注意到高桥健太的沉默不同寻常。这位东京团队的负责人通常在技术讨论中言辞犀利，此刻却只是望着窗外刚冒新芽的椴树，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一支笔。

会议间隙，林一在高桥身边坐下：“东京的项目有进展吗？”

高桥回过神来，露出一丝勉强的微笑：“洪水预警系统的升级很顺利，我们整合了传统渔民的经验数据，准确率提高了15%。只是……”他顿了顿，“上周，团队里有三位核心成员提交了辞职信。”

林一心中一沉：“去了竞争对手那里？”

“更复杂。”高桥压低声音，“他们都去了同一家新成立的‘国家数字主权实验室’，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项目，强调技术自主和国家安全。薪水是现在的两倍，还有……爱国情怀的号召。”

“你挽留过了吗？”

“当然。但其中一位告诉我：‘高桥桑，您教我们要负责任地创新。我认为现在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确保日本在关键技术领域不被其他国家卡脖子。开放协作是美好的，但现实世界正在竖起高墙。’”

林一想起纽约峰会上那些关于“技术主权”的暗流，原来它们已经渗透到项目团队的日常选择中。当宏大叙事与个人职业道路交织，理想主义往往面临最现实的考验。

当晚，林一与莫雷诺博士通话分享这一情况。“这不只是人才流失问题，”莫雷诺分析道，“它反映了更深层的分裂：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氛围中，‘全球共同利益’正在被‘国家战略利益’重新定义。而技术人员，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被拉向不同的忠诚对象。”

“我们该如何应对？”林一问道，“提高薪酬？强化使命叙事？还是承认这种分裂的合理性，寻找新的协作形式？”

“也许都需要。”莫雷诺停顿了一下，“但我更担心的是另一种可能性——随着这些分裂加剧，我们小心翼翼建立的多方对话机制，可能会被更强的力量直接绕过或接管。”

这个担忧在一周后得到了部分证实。欧盟正式发布了《可信人工智能法案》最终版，其中新增了一条引发争议的条款：出于“战略自主性”考虑，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的基础算法和训练数据，必须有至少30%来自欧盟境内。

开放联盟的邮件列表瞬间爆炸。来自印度的开发者质疑这是变相的技术保护主义；非洲的合作伙伴担心这会限制他们使用全球最优的开源工具；甚至连欧洲内部的一些中小企业和研究机构也抱怨合规成本过高。

“这就是现实，”一位德国团队成员在内部讨论中说，“当理念遇到利益，当对话遇到权力，往往是后者占上风。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

林一没有立即回答。他让团队收集各方反应，特别关注那些在缝隙中寻找可能性的人和项目。三天后，分析结果呈现出一个复杂图景：

· 法案确实引发了不满，但也催生了创新——一个跨欧洲大学联盟正在开发“分布式数据共享协议”，允许在保护隐私和主权的同时进行跨国训练；

· 印度和巴西的技术社群自发组织线上研讨会，讨论“全球南方技术自立”的替代路径；

· 开源社区出现了针对新法案的“兼容层”工具设计提案；

· 甚至有欧盟内部成员国表示将利用法案中的灵活性条款，维持国际合作。

“看，”林一指着这些案例对团队说，“高墙在筑起，但缝隙也在产生；中心在硬化，但边缘在创新。我们的角色不是对抗潮流，而是帮助在这些支流中，依然保持对话和连接的可能性。”

他提议启动一个名为“桥接倡议”的新项目：不直接挑战主权化趋势，而是设计工具和方法，让不同主权体系之间能够互操作、可对话、有限共享。这比完全的开放协作更复杂，但更贴近现实。

就在这时，阿雅娜从内罗毕发来了紧急通信请求。

视频接通时，她的表情异常严肃：“马赛马拉项目遇到了大麻烦。一家美国生态旅游公司获得了肯尼亚政府的许可，将在保护区边缘建设‘智能野生动物观察营地’。他们使用的游客追踪系统，与我们为社区设计的动物迁徙监测系统频谱冲突，而且他们的数据直接上传到公司总部，不与当地分享。”

“社区有什么反应？”

“愤怒，但无力。”阿雅娜镜头转向窗外，几个马赛青年正聚集讨论，“长老们尝试与地方政府沟通，但对方暗示‘这是国家发展需要’。更棘手的是，那家公司承诺雇佣当地青年，月薪是传统放牧收入的三倍。”

林一立即看到了多层困境：全球资本与本地生计的冲突，国家发展与社区自主的张力，新技术与传统知识的碰撞，还有年轻人面临的实际生存选择。

“我们需要一个更聪明的策略，”林一思考着，“不能简单反对，那会被贴上‘阻碍发展’的标签。但也不能妥协，那会失去社区信任。”

“你有什么想法？”

“既然他们用‘智能’作为卖点，我们就提出‘更智能’的方案——设计一个三方数据共享和利益分配框架：公司的游客数据、社区的生态监测数据、政府的土地管理数据，在保护各方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有限整合。公司得到更丰富的生态洞察提升游客体验，社区获得可持续收入和数据主权，政府实现更好的保护管理。”

阿雅娜眼睛一亮：“这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跨文化沟通。”

“所以我们一起去，”林一决定，“我安排一下，下周飞内罗毕。同时联系我们在联合国环境署的同事，看能否提供中立的协调平台。”

就在林一准备非洲之行时，一个更私人的消息打破了他的工作节奏。母亲从中国发来信息，父亲因心脏问题住院，虽然情况稳定，但医生建议尽快进行一项复杂手术。

林一立即请假飞回上海。在医院的病房里，他看到父亲比想象中更虚弱，但眼神依然清澈。

“工作重要，但别把自己绷太紧，”父亲握着他的手，“你小时候喜欢看蚂蚁搬家，记得吗？你说它们那么小，却能搬动比身体大很多的东西。我问你怎么做到的，你说：‘因为它们一起搬，而且不着急，一步一步来。’”

林一记得那个午后，七岁的自己趴在花园里看了整整一下午蚂蚁。“我那时真有耐心。”

“现在也需要，”父亲微笑，“你们在做的事，比蚂蚁搬家复杂千万倍。但道理相通：一步一步来，而且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搬。”

手术安排在一周后。等待期间，林一在病房里用笔记本电脑继续工作，父亲偶尔会问些问题。

“你这次在非洲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是什么？”有一天父亲问道。

林一想了想：“是如何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创造相对公平的合作可能。”

“就像下棋让子？”父亲年轻时是围棋爱好者。

“有点像，但棋盘在不断变形，规则也不断变化，而且没有绝对的胜负标准。”

父亲沉思片刻：“围棋里有个概念叫‘厚势’，不是具体的领地，而是全局的影响力、弹性、发展潜力。有时为了短期实地，会削弱长远厚势。好的棋手知道平衡。”

这句话让林一整夜思考。当前技术治理的许多困境，不正是“实地”与“厚势”的冲突吗？公司追求市场份额（实地），国家追求战略优势（实地），但人类共同的技术未来需要“厚势”——信任、协作能力、共享知识、跨文化理解。

手术前一天，顾老先生在宋清陪同下来到医院。八十多岁的老人坚持要来看看老朋友。

两位老人聊起年轻时的往事——顾老的父亲曾是林一祖父的老师，两家渊源可追溯到抗战时期的昆明。那些战火中的坚持，迁徙中的互助，让林一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的，其实是更长历史脉络中的一环：每一代人都在面对当时的“技术”与“治理”问题，从造纸术、印刷术到互联网、人工智能；每一次都在平衡创新与传承、开放与自主、统一与多元。

“你父亲和我，我们经历了国家最困难的时期，”顾老对林一说，“那时的问题是生存。你们这一代的问题是繁荣中的方向——技术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力量，但这力量往哪里用？怎么用？这比生存问题更难，因为没有明显的敌人，敌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短视、贪婪、恐惧。”

手术很成功。父亲恢复期间，林一继续远程协调非洲的准备工作。他联系了那家美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主管，发现对方并非完全冷漠的资本代表——她拥有环境科学博士学位，真诚相信技术可以促进保护，只是公司商业模式限制了她的发挥空间。

“我们内部也在争论数据共享的问题，”她在视频通话中坦言，“但董事会担心知识产权泄露和竞争优势丧失。如果能设计一个安全、可控的共享机制，我个人很愿意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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